景德镇--千年瓷都的尴尬

　　今年10月，景德镇将迎来瓷都的“千年华诞”。然而，就在当地各界紧锣密鼓筹办千年置镇纪念活动的时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将“中国瓷都”的称号授予了广东潮州。

 
　　7月7日，景德镇市成立了志愿律师团，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侵犯景德镇的名誉权。

　　 六家瓷都惟独不见景德镇

　　景德镇有着1700余年的制瓷史。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以自己的年号将当时的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并在此设官窑、烧御瓷，逐步形成了全世界烧造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和民间窑厂。

　　中国历史上有几大产瓷区，由于战乱频繁相继被毁。景德镇因地处独特的地理环境，几乎未遭战争破坏。“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景瓷经朝鲜、日本传至欧美，逐步奠定了历史上的瓷都地位。

　　但近一年多来，除景德镇外，中国又评出了六个“瓷都”：2003年上半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在福建德化召开会议，分别授予福建德化为“中国瓷都：德化”、浙江龙泉为“中国青瓷之都”、河南禹州为“中国钧瓷之都”、福建永春为“中国陶瓷灯饰之都”；2003年9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在河北唐山陶瓷博览会上授予唐山市“中国北方瓷都”称号；今年4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又将“中国瓷都”称号授予广东潮州。

　　据了解，这两个协会所组织的评选，景德镇均没有参加。景德镇市政府副秘书长、瓷局局长黄康明表示，景德镇没有参与中国瓷都的评选，因为景德镇的瓷都地位从来就不是哪个机构授予的，而是在千年历史中形成并得到世界普遍认同的。

　　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刘远长认为，瓷都景德镇是千年文化和工业文明铸成的世界品牌，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无形资产。它不仅是景德镇人的、江西人的，还是中国的、世界的。摘掉景德镇享誉千年的“中国瓷都”称号，是对中国文化、民族品牌的贬弃，开了个“国际玩笑”。

　　 景德镇陶瓷“优不成势”

　　就在一些人为此感到震惊、尴尬的同时，也有景德镇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发展才是硬道理，总是拿着老祖宗的东西来与人家比有意思吗？”“不与时俱进，即便宋代皇帝活到今日，恐怕也不会再垂青景德镇了。”

　　谈及“中国瓷都”这顶桂冠，很多人认为景德镇早就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一位在景德镇投资设厂的企业家认为，景德镇在发展陶瓷产业方面的确拥有太多的优势，遗憾的是“优不成势”。目前，全市陶瓷业年产值约20亿元，仅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15％左右，与佛山、潮州、德化等产瓷区每年过百亿元的产值相比，景德镇陶瓷产业所占比重不大，总量更小，与瓷都地位极不相称。

　　黄康明告诉记者，前些年，景德镇人参观外地瓷厂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种东西我们闭着眼也能做得出来”。

　　由于这种“瓷老大”的观念，景德镇现有近5000家陶瓷企业，大部分以制造艺术瓷为主，不屑去做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日用瓷。而艺术瓷的生产方式囿于作坊，难以实现工业化、规模化。其它产瓷区抓住更为实用、更能占据市场份额的日用瓷和建筑瓷，在现代工业化中迅速做大，后来居上。

　　在“瓷老大”的观念下，景德镇人“精品意识强，商品观念弱”。据刘远长介绍，在漫长的官窑历史中，景德镇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府统购统销的思维定势，在市场经济转型期注定要付出“会做不会卖”的代价。刘远长本人就有一件艺术精品在以10万元价格出售后，购买者很快在香港的拍卖行以50万元高价售出。

　　“瓷老大”的自信同时也给景德镇的政府、企业带来了保守与固执。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析，景德镇陶瓷业至少丧失过三次发展良机：

　　第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景德镇投资2000多万元生产了当时在国内独领风骚的“三角牌”建筑用瓷，但当地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建筑用瓷生产只是昙花一现。后来，佛山等新兴产瓷区很快占领了数以百亿计的建筑用瓷市场。

　　第二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国家投入4．6亿多元用于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技术改造，但巨额资金却被当作“胡椒面”撒给了全市大小几十家经营不善的企业，技术和体制都没有得到实质性改造。到1996年，全市32家国有陶瓷企业有30家停产半停产，累计亏损超出4亿元，近3万陶瓷工人下岗。

　　第三次是90年代中后期，景德镇对国有陶瓷企业进行改制，但改革停留在减轻政府压力、保留职工就业的表面层次，企业没有得到“武装”，也没有“轻装”，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状况没有改变，在国内各产瓷区快速发展的同时，景德镇却一直处在徘徊状态，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

　　仅在1620年至1657年之间，景德镇就有约300万件瓷器运往欧洲。但如今，景德镇陶瓷年出口额约2000多万美元，还不如国内其它产瓷区一家大型民营企业。

　　 瓷都评选者的初衷

　　瓷都桂冠的丢失在景德镇人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而此次瓷都评选活动的承办单位——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显然倾向于后者。

　　“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瓷区的评选，推出一些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区域和品牌，以此推动整个陶瓷行业的发展。”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瓷都”评选活动的评委、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工作人员黄芯红如此概括瓷都评选活动的初衷。

　　“从历史和文化上看，我个人很愿意将‘中国瓷都’的称号给景德镇，而且我和景德镇的领导也很熟，但我却不能将称号给他们。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依然将称号给了景德镇，那就是对中国陶瓷行业的发展不负责任。别人也会因此而指责我。”因为，“景德镇这些年确实不行了。”

　　在黄芯红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瓷区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很有历史、原本很好的瓷区现在遇到了不少困难，有些甚至举步维艰。而一些新兴的地方现在却发展得相当快，比如福建的德化、广东的潮州等。此时，一些老的产瓷区如果依然占着“瓷都”的品牌，对于一些新发展起来的产区就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整个陶瓷行业的竞争。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对于新评选的“中国瓷都”潮州，黄芯红的喜爱溢于言表：我搞了快20年的陶瓷，原来我以为中国的陶瓷不会有什么突破了，但是在潮州考察的那几天里，我每天都处于兴奋状态中，可以说，在潮州，我看到了中国陶瓷业的希望。

　　黄芯红所指的“希望”包括：去年潮州陶瓷年产值156亿元；潮州陶瓷去年的出口额是6．43亿美元，而全国陶瓷去年的出口总额是27亿；潮州人的观念超前，他们的眼光不囿于国内，而是要和“洋人”争天下；潮州陶瓷业实行完全现代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没有国营企业，同时又打破了家族制的运作模式；在用人方面，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只要创造价值都能为我所用；潮州陶瓷业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我在业内一直提倡但未能实现的陶瓷产业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在潮州实现了”；潮州人敢于创新，将日用陶瓷艺术化，将艺术陶瓷日用化，“在潮州的一个厂就发现2万多个花色品种，而北方或者景德镇一个时期全部的花色品种可能还比不上那里的一个企业”；潮州陶瓷历史上的一些技术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不如景德镇有名”。

　　黄芯红还说，潮州被评为“中国瓷都”之后，全国陶瓷行业掀起了“学潮州、赶潮州”的热潮，许多地方，包括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带队去潮州考察，“从协会掌握的信息来看，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我们预定的促进行业内竞争的目的。”

　　 评选合法性遭质疑

　　但是，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此举的合法性还是遭到了质疑：

　　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秦锡林教授认为，一个城市仅凭一类产品或是在某一个区域中产值、产量相对领先，就可以称“都”，明显有失偏颇。

　　长期致力于中国社团改革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认为，评价一个行业协会是否有资格进行评选主要看其程序的合法性，即是否按预定的章程和标准办事：一、整个评选是否广泛公开，具备群众性；二、操作过程是否按既定的目标进行；三、专家队伍是否合理，是否为行业所公认；四、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后的决策是否公开透明，而非某个领导随意决定的。杨团说，“如果没有问题，一般可以认为这种评比是合法的。”

　　据了解，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此次评选是按照其预先设定《关于授予中国陶瓷行业特色区域荣誉称号的规范》进行的。该《规范》明确了陶瓷特色区域应该具备的九条“授予标准”，还规定了“授予程序”，包括“所在地人民政府申请”、“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牵头组织考评”和“批准与发证”三个步骤。

　　黄芯红告诉记者，申报“中国瓷都”称号的有潮州和德化两家。接受申报之后，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组织了十几位专家对申报地进行考察，专家组成员中有地区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陶瓷设计人员、陶瓷情报研究人员等。专家组在两地各进行了几天考察，听取了政府的汇报，参观了几十个企业，并考察了整个区域的运作管理模式。

　　考察结束后，专家组结合各地上报的书面材料以及考察内容进行评价和审核，最后经过审批，有关领导备审，得出了最终结果。

　　黄芯红本人以及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都认为此次评选公平公正透明。但是，据多位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介绍，作为协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对评选瓷都并不知情。

　　该评选另一个为人诟病的地方还在于参与申报的仅有两个城市。对此，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解释是，其他地区之所以不申报不等于没有让他们申报。有些地方可能本身考虑到自身不符合条件。并且，即使只有一家申报，也要从全国全行业来全方位考虑，做到宁缺毋滥。而据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十几年来对全国陶瓷行业的全方位了解，潮州的确堪称“中国瓷都”。

　　同时，该协会有关人士强调，专家组在决定最终结果之前，还专门和景德镇交换了意见。

　　对于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这些解释，杨团认为，只有两家申报显然说明该活动的群众性有所欠缺，“没有群众性，合法性就要遭到质疑”，她说，申报地区太少说明了活动设计本身有问题，主办方就应该考虑修改活动设计以吸引更多的地方参加。“主办方方面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企盼景德镇的振兴

　　“失去瓷都称号未必是一件坏事，这或许能让一直以瓷都自居的景德镇猛醒，知耻而后勇。”对于景德镇今天的衰弱，一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生直言，“醒醒吧，还躺在历史里睡觉的景德镇人，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后了，却总是在找借口，找别人的不是”。

　　现在，许爱民，这位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重振瓷都雄风。在他的邀请下，世界各大产瓷区的市长将参加今年10月景德镇的千年置镇庆典。同时将举行首届世界陶瓷博览会，再现“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八方良工之精华”的瓷都魅力。

　　为实现瓷都复兴，景德镇市提出了发展战略：以日用陶瓷、陈设艺术瓷、工业技术陶瓷为主，建筑卫生陶瓷等为辅，形成多元构成的具有竞争优势的陶瓷工业格局，以提高产品品质和竞争力为核心，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招商引资、规范市场、技术创新和人才工程等，到2005年使陶瓷工业形成蓄势待发的良好态势，到2010年实现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全面振兴，使景德镇陶瓷工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产瓷区的先进行列。

　　在《关于授予中国陶瓷行业特色区域荣誉称号的规范》中，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指出，“获荣誉称号的特色区域不搞终身制，需按中轻联的规定定期进行复评”。该协会已初步决定3年复评一次。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有关人士表示，景德镇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品牌，这些都为景德镇重振雄风打下了基础。□

　　资料：

　　 行业协会为何热衷评选

　　 文 ／ 本刊记者 戴 廉

　　今天“中国十大”，明天“某某百强”，后天“某协会放心工程”，各种行业协会组织的评比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行业协会为何如此热衷评选？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业协会应该承担怎样的职能？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研究员认为，行业协会举办各项评比不是不可以。因为总的来说，行业协会是一种中介组织，其职能概括起来有对内和对外两点。对外主要是代表企业利益和政府商讨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对内则主要是在同行中组织大家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等。这其中，自律通常是靠奖惩来实现。组织各种评选是各协会实行奖励的方法之一；惩罚，通常是采取制裁的方法。杨团说，制裁是各个机构非常害怕的，也是行业协会促进行业自律的杀手锏。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行业协会基本上都是奖励，极少采取制裁的方法。这是因为，很多时候搞评选可以赚到钱，最起码可以拉到各种赞助，且总有一些机构、一些地方喜欢当头，喜欢出名。但是制裁就不一样了，它并不能给一些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业协会带来“好处”。

　　杨团说，按理说，行业协会的第一个职能是代表企业的利益和权益，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共同的规则，比如说，形成价格同盟。这个功能中国古代就有。

　　到了近现代，行业协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信息功能，包括信息的沟通和统计。比如说行业内有多少家企业，大家的发展水平怎么样。

　　第三个职能是在市场服务方面为客户服务。

　　第四是帮助政府做好行业的规划，提供一些本行业可操作的具体政策，如制定行业的准入政策，制定同行业评价评估的操作规则等等。

　　“可以说，行业协会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组织中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常说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但企业往往太多太分散。尤其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的20多个工业部门都撤消了，此时，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如何制定工业政策？行业协会的作用在这里显得十分重要。

　　杨团认为，中国目前的行业协会面临很多问题，概括起来，至少有四点：

　　——体制问题。中国的行业协会大多数是由政府变过来的，20多个部委摇身一变就成了20多个行业协会。按理说，行业协会应该是市场中的组织，应该成为企业的娘家，代表企业按市场化运作。但我们的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关系却是油跟水的关系，相互之间无法融合。许多行业协会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要钱，包括举行各种各样的评选，而不是进行服务，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体制不顺直接导致定位和功能出现偏差。行业协会应该是自治的而非政府的。而我们这些由工业部门转化而来的各种协会往往成为“二政府”，在运作方式和组织结构上依然和政府差不多。但实际上，它们又不具备政府的权利，并不能按照政府的思路来管理。至于应该怎么管理本行业，许多协会也不知道。

　　——人员问题。现在的行业协会大体上是以前工业部门撤消之后的一些老干部在发挥余热，这就使得整个行业协会成了政府机构的改装。这里面人事问题很大。有些人可能做行政部门的领导可以，但做行业协会的工作就不一定适合。本来，如果行业协会是自治的话，人员都应该自选。但现在没有好的机制，人事改不动，什么都难办。

　　——以上种种问题又导致行业协会产生懒惰等不好的工作作风。这些人秉承了机关里的工作作风，习惯了眼睛向上，习惯了接受供奉。

　　“目前，中国的许多行业协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往往导致许多工业政策的出台都是‘跳楼式’的，政策缺乏一种分解、递进和传承的机制，这对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杨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