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我将你的新著《藏瓷说艺》捧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是因为你面对的是历经千年而不灭的器物，更因为你从中发现了新的价值。
顾：要准确把握一件古陶瓷，就要从中发现它所处时代的风俗、工艺水平和时代精神，比如唐代陶器的器型都相当圆润大气，这与唐代开放的精神和对外文化交流局面是分不开的。到了宋代，宋瓷达到了中国瓷器的一个高峰，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皇帝贵族的欣赏能力、文人书画的兴起、陶瓷烧造工艺的提高等，但如果从哲学层面来考察，就会发现宋瓷的釉色与器型与宋代的崇尚道家的美学理念是一致的。
沈：我发现收藏活动使你的散文创作获得了一种宝贵的历史感和人文关怀。在《藏瓷说艺》中，这样的情调和笔致无所不在。你即使审视一件略带破残的小碟子，也会想到那个时代的特征和使用环境，会遐想它是如何破残的。比如你购藏了一件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元龙泉小罐，就想到早在唐朝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元代为何还在通航，而从事海上贸易的船员们又如何的艰辛？
顾：写文章，我认为最可贵的是气脉，那么这种气脉从何而来？历史是它的渊源之一，它能使我的文章获得一种厚重的质感和沧桑感。上海的文化人不乏收藏爱好者，包括作家、书法家、画家等，他们都具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长期的审美修养，从古旧的器物中发现了沧桑之美和对往事的无穷想象力，丰富着他们所从事的文化艺术事业。在上海的新闻界中也有一批收藏家，他们将自己的收藏经验通过报社开辟的收藏版面告诉读者，大大推动了艺术市场的良性发展，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了收藏爱好者的鉴赏能力，并印证了盛世收藏的传统。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
沈：长期来，收藏行为被人视为是有闲情、有闲暇、又有闲钱的人的游戏，过去还有一句老话，叫作玩物丧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顾：玩物确实可以丧志，但玩物未必一定丧志，相反能玩出大学问，玩出大境界，这在历史上也有证明。通过收藏活动养性怡情，扩大知识面，丰富文化底蕴，对外广交朋友，历练世故，使本已浮躁的心情沉静下来，于人生、于事业都是有益的。
沈：不少人还认为，搞收藏的人一定很有钱。其实我发现，只要懂行，又会砍价，有的东西成交价并不高，也就几百元。
顾：收藏是需要投入的，你只要看看每年春秋两季大的拍卖公司出版的图录就可以略知一二了，一件古瓷器动辄几万、几十万元，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不是拍了一亿多吗？我的收藏不完全是一种投资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陶冶情操。再说，眼光好的话，可以时不时地能捡个漏，从中享受到专业知识的成果和讨价还价带来的乐趣。比如在这本书里记录的几件东西，明代的青花魁星点斗小盘子一对，卖主自己看不准，但我能看懂，就以1000元的低价买下。这是知识创造价值的实例。还有一件清代的白釉暗花龙纹印盒，店主开价500元，我当即购下。最让我高兴的是从欧洲一个旧货市场上买回来的一个清代青花水仙盆，店主不懂，被我以1欧元低价购下，也算文物回老家了。至于看准的好东西，上万元甚至数万元我也会买，那是知识给我的勇气，而并非完全是一种价值取向。
沈：每个进入收藏圈的人都有“吃药”的经历。翁同曾经买进一件郎窑红的梅瓶，请同僚来欣赏，结果被人看出破绽，原来瓶底是用纸糊的。他一气之下当场摔了。历史上更有一些收藏家，收进了赝品，故意不声张，再转手卖给别人，继续坑人。
顾：说到翁同，使我想到一个官员文化重建的问题。其实，作为领导干部具备了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修养，才能知兴废，懂进退，讲礼仪，重人情。毛泽东在收藏方面有很大的爱好，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就经常逛琉璃厂，还收藏过唐三彩、画像砖、古拓本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老舍、夏衍、田家英、阿英、张恨水等等都有收藏的爱好。我们今天研究这些伟人和文豪，还可以通过收藏品来探究他们的思想或性格的形成脉络，对照前贤，鞭策自己，其中的空间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