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从来没有一个城市能像景德镇一样，依靠一种产业维系生存十个世纪而没有中断。
它还与国家血脉相连，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国家的代名词。
伟大的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文明史》中写着：“那些给欧洲人带来极大嫉妒和贪婪的瓷器，是公元960—1279年在景德镇生产的。宋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景德镇瓷器还通过东印度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蓝白相间的中国瓷器让欧洲人垂涎三尺。”
历史赋予了景德镇瓷器无上的盛誉——东方的神秘与高贵，宫廷御用的独特气质，华夏文明的精神载体。
但千年风云过后，景德镇已不堪重负，满目焦灼。
曾经睥睨天下的瓷器产业，也沦为历史和文化玩物，在市场浪潮中，几度迷失。
体制之惑
“景德镇完了。”在谈到景德镇陶瓷产业现状时，原景德镇奥林国礼瓷轩任经理的胡嗣东说。
胡嗣东的哀叹并不能掩饰景德镇曾经的辉煌。
1960—1980年代，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景德镇市区号称有8万陶瓷工人，瓷业成为景德镇的经济支柱。
辉煌时期，景德镇的陶瓷产值占全国的20%以上。直到1970年代末，陶瓷产业的规模，无论潮州还是曾与景德镇并称三大古瓷都的福建德化，均难望景德镇项背。
只不过，这一切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推动，在某种程度上，它掩盖了景德镇在面对市场上的先天不足——90年代初，主导景德镇陶瓷行业的国有陶瓷企业就跟同一历史阶段的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在体制、机制、冗员、债务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积重难返、步履维艰。
据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之后，景德镇陶瓷仅以艺术瓷为主，日用瓷上的新进展几乎是空白，全市陶瓷年产值长期徘徊在10亿元之下，仅相当于佛山一家上市公司鹰牌陶瓷的年产值。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沿海地区一些民营陶瓷企业纷纷引入资本、细分市场、扩大产业规模，走上现代化企业之路，而景德镇，这个中国陶瓷业中心基地还沉醉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保障的业绩和霸主地位。同时，对民营企业几乎没有扶持。
80年代末，国家投入的10亿元技改资金被“撒胡椒面”式地给了全市大小几十家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到1996年，全市32家国有陶瓷企业中，有30家停产或部分停产。
“现在回头来看，这更是时代的错误，而不是景德镇的错误，但景德镇承担了所有的后果。”曾经在景德镇经营陶瓷作坊的陈星宇说。
不过，在陈星宇看来，将景德镇彻底置于死地的不是扶植劣质国企，而是1995年的十大瓷厂改制。
景德镇历史上，曾经有光明、艺术、红旗、红光、建筑等十大国有瓷厂，一度完全依靠行政指令来进行研发、销售，但这条道路在90年代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工厂效益大幅下滑，不过当地政府没有选择股份制等市场经济手段改造国企，相反，为了快刀斩乱麻地卸下包袱，1995年10月，采用了“化整为零”的策略，十家大的国有陶瓷厂迅速瓦解。
这种一刀切的模式，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有陶瓷企业的衰落侵蚀了传统名牌产品勃发的根基，又迅速殃及江西省陶瓷销售公司和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这一内一外两大国有陶瓷销售主渠道随之瘫痪。
陈星宇就是当时从国有瓷厂里面下岗分流出来的，为了糊口，他与家人开始在景德镇经营陶瓷作坊，这是当时景德镇人的普遍选择。
很快，这种各自为战的经营手法就显现出了不可逆转的弊端——现代工业的集团竞争力荡然无存。
最直接的例子是2002年，当一张2000万美元的日用瓷大订单送到景德镇门前的时候，却无人敢接单，景德镇已没有一家大厂能够一口气接下几千件的订单，没有这样的设备没有这样的生产规模也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源。
“小作坊可以迅速地调整产品结构，降低成本。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生产习惯，令毫无创新的低端日用瓷和艺术瓷成为景德镇小作坊的主要产品。而且，这些小作坊出来的产品大部分以地摊式的销售手段在景德镇出售。”陈星宇至今仍然无比痛心景德镇国有瓷厂的衰败。
小作坊的另一个弊端是，资本薄弱，规模过小，产能不足，致使在技术研发上无法跟上时代。
曾发明了“高温颜色釉”独门技术的景德镇技师邓希平，从建国瓷厂分流后开设了“邓希平工作室”，但是在接近10年的摸索中，她的工作室也依然未能走上现代规模化企业的康庄大道，她说，她始终未能获得足够的资本原始积累以供研发升级，“我连测试的设备都没有，怎么搞创新升级啊？”
另一方面，内地二线城市缺乏现代企业所需的专职的营销人员和策划人员，也是小作坊迟迟不能成长为产业巨头的原因之一。
遍地开花的模式，带给景德镇瓷器产业的是无可挽回的衰落，有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潮州陶瓷产业的规模与景德镇大致相当，而到了2008年，潮州陶瓷的总产值已超过200亿元，占潮州整个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卫生陶瓷的产量占全国的60％。相比之下，景德镇陶瓷年产值只有20亿元不到。
另一份数据是，超过4000家的瓷器作坊每年给地方政府利税收入甚至及不上一家原先生产直升机的昌飞集团提供利润的1/10。
对于曾经的这个瓷都，这份成绩无疑是令人汗颜的。
营销混乱
国企化整为零后，传统的政府采购、包销之路也随之瓦解，四处开花的小作坊很快就发现了严峻的局面：景德镇地处内陆，他们势单力薄，思维禁锢，不可能迅速培养出打开国内外市场的营销能力。在营销渠道上，整个瓷器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一个个曾经的工匠、技师、管理者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在瞬间就迷失了方向。从来不担心的销路问题，此刻却成为最大的难题。
“市场经济说来就来，景德镇人那时还没来得及醒过来。”陈星宇如此评价。
长期以来的政府采购模式，造就了景德镇瓷器“销售短腿”，由于没有销路，数以亿计的瓷器积压在景德镇的仓库里。为了活下来，开始有人尝试几十家小企业组团周游全国进行“地摊”展销。
这种“展销”模式几乎成为十几年来景德镇瓷器唯一的销售渠道。
但是，“展销”带给景德镇的是致命伤害——良莠不齐的商家、真假瓷器鱼龙混杂、缺乏有力组织，定价混乱，地方势力的盘剥等等。景德镇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高雅形象被“展销”摧毁殆尽。
1996年后的陈星宇曾经多次和一些熟人组成团队，北上南下，到各个大中城市摆摊卖瓷器。每到一地，他们往往选择一个交通便利的居民区，摆出自家烧制的瓷器，然后拉出一条红幅“景德镇瓷器展销会”。
“实际上这是把景德镇瓷器卖贱了。”在陈星宇看来，景德镇瓷器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很神秘的东西，但展销队伍良莠不齐，有人甚至到窑里花三五百元买一堆残破品，堵上石膏或者涂上釉彩出售，这种现象甚至无数次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影响恶劣。
另一方面，陈星宇曾经多次受到警察、保安、居委会、工商局的盘问，被罚款是常有的事，还能遇到一些当地的地痞流氓来敲诈勒索，在瓷器已经摆出来时，他们明显处于弱势，瓷器只要打出一条裂缝、一个豁口，片刻就一文不值。
毕业于景德镇陶瓷研究职工大学的瓷器工艺师许明，在景德镇已经近八年，跟记者谈起瓷器“展销”时，深感痛心。
他说，现在有很多跑展销的将瓷器市场跑乱了，以前是一些外面的老板来到景德镇单个购买，价格高，但东西做得很细。现在跑展销的多了，把景德镇瓷器不论好坏都拉出去卖，但展销会一般只有几天，几天过后，无论好瓷器还是差瓷器统统打折出售，因为他们不可能把瓷器再拉回来，那样的话成本太高了，只有全部低价卖掉。对景德镇瓷器来说，影响很大。买家都琢磨出来了，到最后一天再去购买。
在很多地方，景德镇陶瓷艺术展往往销售遭遇“寒流”，好几天卖不出一件，组织者“人间蒸发”。
“地摊展销这种形式，给小企业带来短期效益的同时，也使得景德镇瓷器自降身价，砸了景德镇的金字招牌，葬送了景德镇的长远利益”，山东经济学院青年学者、营销专家杜岩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种营销模式。
另一当面，多年来依靠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的出口销售渠道也在市场经济发展下走向了绝路，而景德镇人应对的办法依然是“展销”，只不过地点换成了海外。
当地陶瓷协会资深人士透露，民营企业自己组团海外，经验不足，常常亏本，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南非，展销会门可罗雀，短短几天，有一名私营业主最多亏损10万元———无计可施的小老板们竟然聚集在我国驻外使馆前“反映情况”。
更离谱的一次是在德国，恰逢国家领导人出访，展销不但效果不佳，反倒拖累名声，以致国家领导人都大皱眉头。
景德镇市发改委主任李晓民对此深恶痛绝，“他们是把国际市场当作农贸市场来弄，把景德镇的一些地摊货与并非景德镇产的乱七八糟的瓷器收上来，却打着‘景德镇陶瓷精品展’的旗号。”
为了维护“声誉”，景德镇市政府在2002年11月开始严格限制本地民营厂商出境，动用了“管理护照”的怪招。当年签发的8000多本因私护照，据说大部分放在公安局“代为保管”，要出国时，必须经过繁琐的程序和上下“打点”才能取出来。这使景德镇的商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周边县市的商户们拉着景德镇的瓷器到国外挣外汇，本地民营企业海外开拓严重受挫。
陈星宇在经历了几年的游荡“展销”生活后，痛定思痛，南下广州，最终在“文化一条街”文德路安营扎寨，开始自产自销的道路——景德镇的小作坊做生产基地，广州作为销售基地，专做小型订单生产。
“这种模式只能养家糊口，对于一个大的产业来说，做不了。”陈星宇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营销人才的缺乏是造成今天景德镇瓷器销售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当年的瓷厂，根本没有真正意义的销售科，谁也不懂到底怎么卖东西，政府不管了，怎么办？人才断层，只好自己瞎摸索，而景德镇又是内陆城市，也吸引不了优秀的销售人才，种种因素，造成就今天景德镇瓷器的营销困局。”
记者在景德镇街头看到，大街小巷里各种瓷器摆满一地，四处散落，毫无章法、美感可言。如此种种，让记者想起了此前某媒体对首届国际陶瓷博览会上景德镇展商的批评：“……多数景德镇陶瓷企业仍以传统的青花瓷器和原始的货架陈列方式参展，各种瓷器、陶艺制品密密麻麻地摆满了货架，货架下还摆放着备展的瓷器，展区显得拥挤不堪……”
现代营销所注重的视觉感官与体验，在景德镇，几乎无人践行。
对于景德镇瓷器产业在未来的营销道路上的选择，陈星宇不愿做过多的预测，“日用瓷的销售可以学习佛山、潮州，但景德镇走的是艺术瓷，艺术瓷怎么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没有先例可循，景德镇唯有自己摸索。”
品牌之殇
景德镇没有品牌看上去像是一个伪命题——“景德镇”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价值连城。
问题正是，当“景德镇”成为强势的品牌时，景德镇这个城市的瓷器产业在绵延了一千多年后竟然没有诞生一个闻名遐迩的品牌。
这种迷茫在景德镇当地尤为显著，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景德镇有什么牌子。
在2008年的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来自美国、英国等46个西方国家的陶瓷厂家展出了各自的陶瓷品牌，而拥有瓷器之都称谓的景德镇不过是一个地区品牌，而且没有其独特的商业品牌，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景德镇最大的本土陶艺企业，竟是帮宜家（IKEA）代工的“环球陶瓷”“景德镇这三个字就是陶瓷的金饭碗，我们完全有实力培育我们自己的世界级陶瓷品牌。”景德镇九段烧瓷厂厂长段镇民说，“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开发利用这个金字招牌，景德镇就像一个大篮子，萝卜、白菜和牛羊肉都往里面装，自己把牌子砸烂了。”
陈星宇认为，景德镇的瓷器品牌缺失的原因，一是不思进取，甘愿做贴牌，二是仿冒之风盛行。
“现代景德镇个体窑厂多达三五千家，基本都在生产艺术瓷，仿古瓷器是其主要产品，推崇的还是‘珠山八友’这样的古瓷器，多数粗制滥造，长此以往，瓷器生命力何在？“他说。
更为严重的是同行业之间近乎鲜廉寡耻的抄袭、仿冒。
比如，玉风瓷厂的名牌产品“玉风”走俏市场时，就有仿造厂商以“王风”、“玉凤”等鱼目混珠，价格上，真品卖5元，仿冒品则只卖2元，甚至1元。其恶果是传统名牌产品的迅速下滑和民营企业的利润微薄、成长乏力，真正的“玉凤”品牌影响力丧失殆尽。
对此，刘远长深有体会，他创作的雕塑名作《哈哈罗汉》，曾经被大量仿制，价格低至每件２０－３０元，为数不多的真品被彻底淹没。他告诉记者，充斥市场的低劣仿冒品，在损害“瓷都”声誉的同时，也使陶瓷艺人的创作激情消磨在一种对侵权担忧的阴影中。
而曾经盛名一时的“瓷博会”，如今更是沦为抄袭的前沿阵地。
“瓷博会前途渺茫，已经成了‘鸡肋’。”景德镇陶瓷商会副秘书长伍模科说，瓷博会给景德镇陶瓷产业带来的帮助十分有限。在瓷博会上，不但接不到订单，展出的新品还有被人仿冒的风险。
这种“盗版文化”促使了景德镇当地企业急功近利地仿冒知名品牌的创意与设计，根本不愿意自己花力气培育品牌。
另一方面，规模企业为了尽快创产值，也心甘情愿地成为国外瓷器品牌的贴牌的“打工者”。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黄芯红说，现在中国一个普通的瓷器，只要贴上国外的商标，身价就可以翻几十倍、上百倍之多。而中国只能赚取微利的加工费。
但是依然有企业为国外的贴牌生产趋之若鹜，原因是做贴牌生产利润有保证且无风险。
陈星宇曾经多次在广州宜家里面查看瓷器产品，“有潮州的，也有佛山的，唯独景德镇的牌子。”他说。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新家曾说，品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的象征，又是一种信誉、品质和服务的象征。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品牌已成为产品销售的主要拉动力量，市场竞争的利器和企业生存的护身符。
景德镇的瓷器为世人认可，但景德镇始终没有诞生与“法兰瓷”、“雅致”、“卢臣泰”、“NARUMI”等世界顶级瓷器品牌相媲美的商业品牌，而只是作为一种地区名称的象征，更遗憾的是——这些品牌的成长不过短短数十年，与景德镇相比，实为沧海一粟。
这是景德镇的千年尴尬。
贡品文化
“景德镇的陶瓷摆在家里就是富贵的象征，在古代，老百姓根本买不起，都是皇家、侯爵才能拥有的。”这是景德镇一位瓷器经销商彭先生对记者说的。
类似语气的话，在景德镇并不陌生——文化归依和文物心态，几乎是景德镇官民共同的情结。
一位当地“老瓷通”曾分析景德镇没落的三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千年瓷都留下的贡品文化。而贡品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不计成本，市场意识淡薄”。
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刘远长介绍，景德镇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600多年官窑历史，形成了传统的包产包销思维定势，这也注定了景德镇在以销定产的市场经济转型期，必然将付出“会做不会卖”的代价。
在景德镇成化官窑遗址中，有许多破碎的瓷片。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一平分析了其成因：“根据目前的发掘成果可以基本断定，为了保证皇帝们独享最高水平的陶瓷产品，在很长时间里，因为怕民间仿制官窑，所有的试制品、残次品，甚至超过皇帝需求的合格品都要被统统打碎，细心挖坑掩埋，留下一窝窝陶瓷碎片”。
计划经济时代，“贡品文化”继续延续。景德镇几大国有陶瓷厂的产品多数由政府采购，其中相当部分是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赠品，这使其国有陶瓷企业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工艺改造上，成本意识淡薄。
以神秘的“7501”瓷为例，这是为毛主席专门烧制的一套瓷器，作为一项神圣的政治任务，景德镇为之付诸了巨大的心血和人力物力，最终，“7501”瓷的研制数量为1万件，而最终出窑的不过一千余件。
政治任务是独特的年代印记，本不应非议太多，但是景德镇人一味沉湎于文化光环、历史积淀，在技术的小圈子独自浸淫，以鸵鸟政策应对市场转轨，当终有一天这样自闭自封的玩法连基本的生存也难以应付时，才发现，江湖已经大变天，游戏法则已经改变。
“中国的传统文化产业存在先天的市场不足，对于“赚钱”，他们曾经比较排斥，而赚钱其实其实是现代商业精神的基本伦理。景德镇的瓷器业历史包袱多，很多人有一种遗老遗少的文化归依，这种情结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宜。”陈星宇说。
据李一平介绍，每次景德镇的御窑烧制贡品，开窑的时候人们要拜风火神，然后脱掉外衣，换上用千针万线特意缝成的窑背心、跑进余热未散的窑里，抱出一个个装着瓷器的匣钵。往往上千件瓷器中才能产生一个贡品，这成就了景德镇的名望。
而名望之下，是杀鸡取卵式的成本消耗，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懂得“成本控制”这些商业理念——在市场经济面前，只有死路一条。
“贡品文化可能是中国所有传统名城共有的，只是，景德镇的心里落差最大。”陈星宇说。
在他看来，景德镇瓷器产业在历史上获得无上的荣耀，计划经济则让景德镇在瓷器产业经济上迈向辉煌，一路走来，都有贡品文化的影子，而谁也没预料到，市场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烈，荣耀在瞬间瓦解。
景德镇陶瓷协会知识产权部部长章耀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景德镇过去的江西陶瓷销售公司与江西陶瓷出口公司都瘫痪了，销售主渠道已经名存实亡。而之前最主要的政府订单一少，就很难再有大批量陶瓷订单了。”
销售不畅，许多景德镇人开始自闭地玩起了艺术路线，在市场挖掘上一再退缩。
刘远长因此哀叹，“景德镇人的思想保守，一味沉溺在历史中，景德镇瓷何谈辉煌再现？”
在陈星宇位于广州文德路的瓷器店里，挂有一幅书法作品，上面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缅怀故国，感叹落花流水，前朝旧事，这种文物心态使得今天的景德镇更像一个没落的贵族：清醒地看到日用瓷市场份额越来越小的现实，但宁愿生活在寄托辉煌的艺术瓷的记忆中。
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与现实失衡会演变为文化和产业失衡。在由历史荣耀转化而成的现实压力面前，景德镇的摇摆不定，固步自封，无疑令人惋惜。
方向不明
2004年的景德镇，在光荣与愤怒中摇摆不定。
一边是建镇1000年，歌宴升平，一边是“中国瓷都”花落潮州，景德镇舆论大哗。
但在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看来，景德镇代表的是过去的荣耀，在历史基础上评价中国各大陶瓷产区的实力消长，才是客观公正的市场原则。
可以肯定的是，景德镇的失落已久。
对于明天，他们同样迷茫。
陈星宇对记者坦言，景德镇瓷器产业的复兴是一个系统、庞大的工程，没有人能在短期内给出灵丹妙药。
陈星宇的朋友曾在1999年将一批景德镇瓷器送到法国参加巴黎中国文化周活动，顺便参观了几家当地陶瓷企业，看完后，那位朋友很兴奋，国外的瓷器活和景德镇不可同日而语，世界的陶瓷中心还在景德镇。
陈星宇却另有一番感受。他曾经详细分析了目前世界日用瓷市场的分布情况，认为中国日用瓷进入的市场区域就在金字塔的塔基部分。
“其实我们的观点都没错，但是方向不一样，他说的是艺术瓷，我说的是日用瓷。”陈星宇后来总结到。
现实的隐忧正是，这两种意见在景德镇瓷业的现实发展和振兴中一直左右摇摆。
市政府有关部门首先认为要发展日用瓷，这也是瓷器业中很多人抱有的看法，“让景德镇生存下去的不是艺术瓷，而是日用瓷，养大多数人的是日用瓷，景德镇的半壁江山没有搞好，失去了大部分市场。”
但是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任客座教授的汪光武看来，则不尽然。
他认为，历史上，景德镇陶瓷能够闻名遐迩是因为其精良的品质、高雅的艺术品位。如果景德镇放弃自己具有特色与优势的艺术、日用陶瓷产品，盲目去发展并不擅长的瓷砖、马桶等产品，那等于“拿着金饭碗要饭”。
他说，景德镇政府领导一定要有“我辈栽树，后辈乘凉”的思想准备理念与境界，不能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短期的规模、ＧＤＰ和政绩。景德镇的历史人文资源与品牌一旦遭到破坏，要想再复兴，机会就渺茫了。景德镇政府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尽快制订一个科学的发展规划。
但是目前，除了“南陶北上”的项目外，没有政府部门为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制定发展规划。
而“南陶北上”的项目本身也充满了争议。
2007年，广东佛山建陶企业纷纷进行战略性迁移和扩张变局，其中，相继有“乐华”、“金意陶”、“欧瑞特”等佛山建陶企业落户江西景德镇，总投资达40多亿元。
对于佛山建陶企业的落户，景德镇政府官员寄予厚望。
“南陶北上，景德镇成了最大的赢家。”景德镇市副市长黄康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的景德镇工艺美术陈设瓷，很难做大总量，广东建筑卫生陶瓷的加盟，将对景德镇的陶瓷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而景德镇市民及陶瓷从业人员却并不看好。经营陶瓷原料的项先生说：“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原料——高岭土的开采量已经很有限，按照目前的用量，最多只能维持５０年。如果这些建陶企业生产线全部开工的话，也许用不了５年。”
除了担心原料枯竭外，更多人担心工业化生产对景德镇传统文化的冲击。
“景德镇独有的历史文化注定了景德镇瓷器的产业方向，让景德镇的窑去做马桶，这是焚琴煮鹤，暴殄天物。”在谈到“南陶北上”时，陈星宇连用两个成语表示不满。
在他看来，景德镇的方向就是艺术瓷市场化，但他也坦言，这条路不好走，难度很大。
艺术大师刘远长也表示，引进建陶企业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克制，绝不能贪多。要有规划地发展这些产业，让这些产业带领景德镇的传统陶瓷产业向前发展，而不要让“狼”（佛山建陶）伤害到沉睡的“羔羊”（景德镇传统陶瓷产业）。
如此种种争议，在景德镇蹒跚前行的道路上，绵延不绝。
遗憾的是，每一次争论，都未能做出有力的选择。
景德镇瓷器产业的转一直从未间断，瓷器工艺甚至在不断前进，但是一个日渐衰败的产业到底路在何方？
答案很多，答案也几乎没有。
对于一个曾经政治和文化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的产业来说，在市场经济时代接受痛苦的转型似乎是必然，这是不太华丽的转身——景德镇至今仍未成功涅槃，道路很曲折，景德镇仍然在摸索，我们仿佛看到，那一刻，曾经的瓷器王朝，背影苍凉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