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谋面的“高仿第一高手” 暗访人物：盛荣光
身份特征：行事谨慎的神秘“双面人” 暗访地点：盛华公司
在景德镇官窑造假业里流传着一个排名榜，能进入榜单的都是各方面的造假高手，虽然很多人都自诩是前几名，但第一名的位置从来无人敢抢，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位置只属于一个人：盛荣光。
之前听很多人说起过盛荣光，但和他取得联系是一次意外。
汽车行驶在去景德镇的路上，记者接到一个电话，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古董贩子李永发打来的，电话里说他正从上海回到景德镇，晚上会带些好东西送到记者住的宾馆。
晚上7点钟，李永发准时按响了门铃。这个黑瘦的年轻人声音有些沙哑，滚圆的眼睛不时扫视着四周。
和李永发同来的还有一个人，他40多岁，身穿红色羽绒服、体态微胖、脸上冒着油光，透过银边眼镜可以看出他的一只眼球转动不太自如、额头左方斜着一道伤疤、本来稀疏的头发打上啫喱后一撮一撮地竖了起来。他叫盛荣祥，是“第一高手”盛荣光的哥哥。圈内人管他叫大盛，把他弟弟称做小盛。
两人将手里的大纸箱轻轻放下，把“古董”一件一件地亮了出来：一对永乐粉彩瓶，一个乾隆釉里红瓶，还有两个康熙青花罐。大盛张口就说，这些高仿品与真品的相似度都在90%以上，“在景德镇没有别人能做得出”，而且这都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第二件。“我们很讲规矩的，只要这件东西能拍出去，我们绝不会再做第二件。”
记者借着宾馆里的灯光把几件仿品看了一遍，称需要更好的仿品，起码仿真度在九五成以上的。大盛想了想说：“要不明天带你去我弟弟的厂子里看看，他那的东西是最好的。”记者便答应第二天下午跟他们一起去，见识一下传说中的“第一高手”。
李永发后来告诉记者，盛家是景德镇较早从事高仿瓷行业的，上世纪80年代初，大盛先做出了名声，后来小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两兄弟曾经为了竞争互不往来，最后大盛为了维护兄弟情谊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意，还把厂里最好的配料师傅“送”给了弟弟。大盛现在主要做销售，帮弟弟介绍客户，也做其他高仿厂的生意。
第二天下午3点半，大盛开着一辆银白色的现代汽车带着记者出发了。20分钟后，车停在了一片闹市中。大盛说弟弟有事正忙，让我们先去看看小盛个人的陶瓷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约有5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主藏元明清三代的瓷器，正是四月好春光，但博物馆中却没有任何游客，只有一位接待人员守在门口。记者匆匆扫了一圈发现，陈设的100多件瓷器中，除了少数几件民国时期的真品外，其他瓷器都标明是复制品。
既然打着博物馆的招牌，陈设的为何却都是仿品？正当记者不解时，大盛笑嘻嘻地介绍起来：“这些瓷器都是我弟弟那儿做的，这件明成化孔雀绿釉鱼藻纹盘在某拍卖行上拍过，拍了880万元，当时一个鼎鼎有名的鉴赏家都过了眼的。还有这个九桃瓶，在几个拍卖公司都拍过，当初光研制就用了3年时间，花了100多万元呢。你看上了哪件，一会儿到我弟弟那儿再谈。”这回记者明白了，这个陶瓷博物馆名义上是旅游景点，实际上是一个赝品展销平台，在这里光明正大地看完货后，接下来如果有需要便可以进行幕后交易。
随后，大盛将记者带往小盛的公司。汽车开到市郊一处偏僻的巷子停下，眼前有两幢四层的办公楼，上面竖立着大大的牌子“盛华”，这就是小盛的公司。在院子的停车棚里，停放着3辆宝马，大盛说这分别是弟弟、弟媳和大侄子的，说话时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旧现代，口气里明显有些不平衡。
小盛并未出现，一个公司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他说盛总正在与“北京人民大会堂”来的人谈事情，走不开。这个所谓的接待室其实也是一个赝品瓷陈列室，房间的四周摆放着各种器型的瓷器，装饰很是考究。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小盛还没有来，大盛有些坐不住了。他出门打了个电话，回来后告诉记者，小盛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可以改天再来。
大盛悻悻地开车离去，在车上，他告诉记者，小盛之所以没有出现是摸不准来者的身份。凡是心里没底的，他都不会贸然相见。而他也根本没有见什么人民大会堂的人，整个下午是和当地一位领导在一起。
鉴定专家被“鄙视”
“高仿瓷的去向大致有两类。”南京夫子庙古玩市场的宋则成说，他经营古玩生意已有20多年，对这个链条看得很是清楚。他说，这些高仿品一类是流向富豪收藏者的家里，这些一夜暴富的企业家或为投资或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认为自己可以捡漏买到一件国宝，市场上几百万元的东西想花几十万元买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东西也想花几十万买。“故宫中都少有的宝贝，你家里却有很多件，这可能吗？完全是自欺欺人，心术不正。”
还有一个途径是直接送去拍卖。“上拍的东西没有后遗症，因为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卖行提前声明不保真的拍品免责。2008年，瀚海拍卖公司因为拍卖吴冠中画作的仿品被告上法庭，尽管吴本人认定是赝品，但买主依然败诉。这样的大拍卖行尚且不那么可靠，更别说那些小的了，有时一场下来拍品六七成都是假的。”宋则成说。
据记者所知，那些由景德镇仿造出来的“官窑”瓷器，无论是被富豪收藏还是拿去上拍，都有绕不开的一关：专家鉴定。富豪买货会找专家把关，拍卖行更是有不得少于5位副研究员的专家鉴定。如果说这两个环节问题最多，那么专家们的“火眼金睛”面对高仿品，难道失灵了吗？
记者在暗访中，每每问到该如何过专家关时，大部分圈内人总是表现出轻蔑的态度。章一敲称他看过许多电视鉴宝节目，得出的最终结论就是：“专家是狗屁。”“我看那个电视鉴宝都气死啦，有些专家拿起一件罐子就说‘这是土里的东西’，其实那就是景德镇出去的。还有些专家看瓷器上的画面线条流畅就认定是真东西，这太好笑啦！在我们这的作坊里，师傅一天要让徒弟画几十个，小徒弟画到后来烦了就随笔一画，专家倒说笔法流畅、画面随意，确定是元代的风格。虽然我们不是什么专家，但比他们的眼光强多啦！”说完章一敲哈哈大笑。
俞秀峰说他和北京几个鉴定专家都打过交道，有一次朋友带他见一位很有名的鉴定专家，他分别拿了一个真的慈禧大盘和一件自己的仿制品。结果专家把新的说成是老的，反把老的看成新的。“专家的理论水平高，但实践功夫就不行了，景德镇的造假技术更新很快，他们没看过根本想象不到。” 俞秀峰说。
这不是大话。据了解，国家级鉴定专家耿宝昌如今已拒绝帮人鉴定。他曾经表示，如果不是站在窑口，亲眼看到那些高仿的瓷器出窑，他也有可能会把高仿瓷当成是真品。
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馆长刘金成说：“现在的文物鉴定专家队伍可以这样形容：鱼龙混杂。有些专家写文章真是很漂亮，真看起东西来却不如倒卖文物的贩子，但就是这些人仍然在鉴定文物甚至签字、开证书，这一方面扰乱了文物市场，另一方面却使真正需要保护的国家文物无意中流失，不得不说是文物界的悲哀。” 高安市博物馆收藏有19件元青花瓷器，是国内收藏元青花最集中、最规整的博物馆。
在刘馆长看来，国内80%的文物专家都需要提高鉴定水平。“一些专家高高在上，不了解业内真实的行情。还有些专家本来看不出真假，但又怕别人说自己水平不行，所以就信口开河，利用现在收藏界的混乱局面，故意忽悠。”
“别看那些端坐电视鉴宝节目的专家，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他们说的都是行话、套话，比如说窑口、造型、纹饰、用料等等，都是文物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在外行人看来这些专家能把上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了然于胸，实际上都是些基本要素，这些话套到真东西上是这样，套到假东西上也是这样，都是模式化的。真正辨别文物真假时，真在什么地方、假在什么地方是需要仔细辨别的。比如说明代的釉的鉴别，是真正的明代釉，还是仿制的，区别在哪里，他们可能就说不来了。”刘金成认为，这些电视鉴宝节目对文物市场发展起到了很坏的作用，这种不规范、不负责的鉴定其实就是在忽悠国家和老百姓。
除了实践功底不够，道德上的缺失也是一方面。“找一些专家鉴定，如果没有好处的话，基本上说是假的，得到好处后，假的也说成是真的。一些古董贩子在卖瓷器时甚至和专家勾结，提前说好是四六分、还是五五分(利润)，把赝品卖给一些企业家。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若干年后，这些企业家醒悟过来了，但也无法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可悲的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仍执迷不悟。”宋则成说。
在采访中，刘金成甚至痛心地表示，如果不尽快建立一支过硬的专家队伍，那么若干年后我们留给后代的将是一堆高仿文物。他感慨地说：“我见到某专家讲座将某一件元青花器物作为例证，与历史事件“嫁接”得天衣无缝，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件器物其实就是个高仿赝品！”他还透露在某省的博物馆馆藏文物普查中发现，该省80%的博物馆都存在高仿品，且达到藏品数量的5%左右。
在前段时间的热播剧《雾里看花》中，市博物馆在拍卖会上花费几千万元收购了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官窑，但随后被告知这是由圈内第一造假高手制作的仿品——朱仿，这让众专家大跌眼镜，博物馆馆长更是羞愤难当，最终跳水自尽。现在看来，《雾里看花》中的剧情与现实相比并不夸张，只不过生活中很少有谁因为买到了赝品而跳河自尽，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倒手卖给下家。
景德镇市瓷局副局长刘子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景德镇目前广义上的人口有50多万，其中一半与瓷器业有关，除了从事制瓷行业外，还有运输、经营等相关辅助行业。这些瓷器业的生存形态以作坊、工作室、民间研究室等小生产方式为主。“2009年，在工商注册登记的制瓷企业有2000多家，而实际上，加上个体的作坊能达到5000多家。” 刘局长推算说。
但是，据多年从事瓷业生意的李永发估计，景德镇的作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景德镇单从事仿古的作坊就有3万多家，其中上档次的有二三十家。”
对于数量庞大的“仿古”行业，当地政府似乎更愿意解释为“是对传统工艺的恢复”。“当今景德镇的复古工艺可谓是登峰造极，尤其是康雍乾三代的瓷器，从器型、胎瓷、画面等各个角度已经完全恢复。”刘局长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同时感慨：“复古的过程真是不易，有时烧制百件难能有一件成功，要有牺牲精神。”当记者问到大量充斥于世的仿品是否会对艺术品市场的秩序形成威胁时，刘局长如是说：“虽然高仿瓷与古瓷无限接近，但终究不会一样，一般不会瞒过专家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