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中，大写的CHINA指中国，小写的china指瓷器。
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文明史》中写道：“那些给欧洲人带来极大嫉妒和贪婪的瓷器，是公元960—1279年在景德镇生产的。宋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景德镇瓷器还通过东印度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蓝白相间的中国瓷器让欧洲人垂涎三尺。”
每年，全球瞩目的拍卖行的高价珍品，必有出自景德镇的官窑瓷器，这些没有个人名款、甚至很多连底款都没有的器物，以现代人最为在意的方式——金钱，使得人们记住了景德镇这个名字。
从来没有一个城市能像景德镇一样，依靠一种产业维系生存十个世纪而没有中断。
走进景德镇，也是走进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光荣与未来。
这里是景德镇
公元1712年，当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在一封发往欧洲的信中向他的朋友表达第一次踏上景德镇的土地时的惊诧，“白天从火焰和烟气的形状，就能看出它的轮廓；而夜晚，这里被火光包围，仿佛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神秘而美丽。”
几百年后，我第一次踏上景德镇的土地时，早已没有冲天的火光和烟雾。因为大多数的窑已经不再使用柴木，而是改为电烧或气烧。
一半是河水，一半是火焰
江西在全国是一个比较偏僻、闭塞的省份，景德镇在江西又是一个比较偏僻、闭塞的地区。在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天下四大镇中，唯独景德镇偏于一隅，交通很不方便。
但正是这偏僻，使得景德镇能躲过战乱。千百年来，北方战乱一直较为频繁，北方窑工一批又一批地南迁景德镇，使这里成为制瓷业能工巧匠的聚集地。景德镇瓷业的兴隆与中原战乱、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关。
而景德镇烧瓷的历史由来已久，史料上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而新平，就是景德镇最早的名字。这样算起来，景德镇生产陶瓷已经有两千年之久了。
有一条河穿过景德镇的市区，叫昌江。现在还是景德镇地区最大的河流。
景德镇的兴起和发展与昌江有着密切的关系。河流方便了水上运输。旱路运瓷，容易破损。宋代有个官员督运御瓷，因行从不慎，坠毁了御瓷，他知道事 情重大，便吞金自尽了。到明代才改陆运为水运，《陶政》记载：“查明初陶厂皆自水运达京。”这是御瓷的运输。至于民瓷，因木船载量大、安全、节省运费，所 以更得靠水运。
昌江因此成为景德镇城市的动脉，流经镇上的昌江，带来了上游的制瓷原料，又带走烧好的瓷器。这些瓷器用木船装载，顺昌江而下，进鄱阳，入长江，行销全中国。也有的在泉州和广州再装上海船，运往中东和欧洲。
景德镇从来没有过城墙。当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忙于修筑城墙的时候，景德镇却敞开胸怀，把它的物产运往四方。
学者们这样描述景德镇的城市历史：因河建窑、因窑成市。为了运输和搬运方便，长期以来，景德镇沿河建窑、沿窑成市，整个城市沿着昌江两岸，呈长龙形延伸。在今天的景德镇，随便逛上一天，都能看出很多地方保持着明清时的格局。
当时的民窑很多都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可供淘洗瓷土，“造瓷首需泥土淘炼，尤在精纯”，还可以利用流水落差作动力，装置水轮车和水碓，用以粉碎瓷石。
当然，今天的水轮车大都被电力所代替。不过如果去景德镇旁边的瑶里古镇，还能看到巨大的水车和水碓。这些水碓安装在茅草屋中，变成了一个旅游景 点。一架大水车在河水的冲击下，带动着十几只水碓，不停地上下锤打，从几里地外都能听到巨大的响声。我去的时候，正是清明之前的雨季。游客寥寥，桃之夭 夭，一个男人正在将坚硬的瓷石打成粉末，然后淘洗，做成一块块砖状原料，再出售给做瓷器的坯户们。
在今天的景德镇，还有很多窑址，大多依河而建。比如湖田窑，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湖田窑是历时最久、范围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古代窑场。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湖田民窑博物馆。
景德镇周围都是山地，盛产竹子、木材。对于瓷器生产来说,竹子和木材也十分重要。竹篾的用途很多，可以用来包扎瓷器，也可以用来编织装瓷器的竹 篮、竹篓，还可以用来编织下雨天盖瓷坯的竹篾席等。木材不仅可用来盖建窑房、坯房，制作坯房窑房中的许多器具，更重要的是作为烧瓷用的燃料。烧瓷用的燃料 一般是松木，松木含松脂、易燃、耐烧，火焰还高，是烧瓷器的最佳燃料。
景德镇的窑，简称镇窑。因烧窑主要燃料是松木，所以又称柴窑。今天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有一座镇窑，是一座清代实物，真实地再现了往昔景德镇的历史风貌。
清末景德镇有一百多座镇窑。而古窑中的镇窑是景德镇制瓷历史上仅存的一座保持原貌的柴窑。为在生产中有效保护古代镇窑及传统手工技艺，让镇窑营造技艺和烧成技艺传承下去。2009年，景德镇举行清代镇窑复烧仪式，收藏家马未都等点燃窑火。
瓷器筋骨高岭土
提起景德镇曾经的辉煌，无法回避市区以东45公里之外浮梁县的高岭村。这个村庄由于盛产优质的高岭土而闻名于世，元代起，瓷工将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添加在坯料中，从而依靠优质瓷器成就了景德镇的“世界瓷都”声誉。
高岭村就在高岭山上。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历史遗迹有明清两代采矿遗址、淘洗坑、水口亭、古街、古道等。尤其是高岭土淘洗后留下的白 色尾砂堆积蔚为壮观，有“青山浮白雪”之誉，是景德镇最重要的陶瓷文化和自然生态相结合的景区。但山上还到处能找到采矿的遗迹，好些大槽，露天的矿槽，还 有曾经的淘洗池。
采土和泥，是制瓷的首要工序。景德镇人形象地把瓷石比喻作陶瓷的“肌肉”，而高岭土则是“筋骨”。高岭土发现之前，陶瓷仅以瓷石加工烧制而成， 成器率很低。将高岭土与瓷石按一定比例混合的二元配方的原料，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可烧至1330℃左右，不仅减少了制品的变形率，同时也改善了瓷器的物 理性能。
景德镇瓷器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提升为高火度的硬质瓷，这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也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由 于高岭土的使用，使景德镇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在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并使古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因此，欧洲各国开始研究中国瓷器的烧制秘方。1712年，一位叫昂特雷科莱的法国传教士在寄往欧洲的长信中，详细介绍了他所见到的景德镇陶瓷的烧制工艺，特别是制瓷原料高岭土。从此，“二元配方”制胎法大大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制瓷原料与工艺的进步。
1869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来到高岭，他在著作中对高岭土作了详细介绍，并用“高岭”的音译创造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Kaolin，高 岭土从此也成为世界制瓷黏土的通用名称。现在，世界陶瓷业仍把制瓷的重要原料铝硅酸盐土称为Kaolin。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阿谢顿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之 中》一书所说：“18世纪耶稣会士带回更多的中国技术资料并被采用，欧洲才生产出真正的瓷器”。
目前，高岭村残留的高岭土还有上百万吨，但储藏较深，已较难开采。现在，这片曾经盛产高岭土的矿区，已申请为国家的矿山公园，游人只能从那些废弃的尾矿中，追忆这片土地曾经的富饶。
美与帝王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很多用品都是专门为皇帝生产的，瓷器也不例外。而“景德镇” 这个名字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已经和皇帝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代，景德镇出了两位烧瓷匠人，他们把自己制作的瓷器千里迢迢运到长安，并向朝廷进贡。因为瓷器精美，质量已接近珍贵的玉器，得到皇宫的喜爱。
公元1004年，也就是宋朝景德元年，因为昌南镇的制瓷工艺出色，朝廷就把宋真宗的年号赐给了这个南方的小镇，从此这里改称景德。
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统治民族蒙古族是一个“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民族，因而，景德镇优质的白瓷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个官窑“浮梁磁局”，专为元皇室烧造瓷器。
在浮梁瓷局的督导下，大批的陶瓷工匠来到景德镇，北方陶窑的烧制技术也随着南下的工匠传到这里，景德镇的陶瓷烧得越来越白，瓷坯上的釉色渐渐变得像鹅蛋壳一样的颜色，人们把这种瓷称为卵白瓷。元朝的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常常定制这种白瓷，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枢府瓷。
元朝中期，景德镇的白瓷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尤其是高岭土的发现和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广泛使用，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使瓷器的烧制温度达到了1300℃以上，出现了世界陶瓷史上划时代的高温硬质瓷。
也许是受到波斯人装饰风格的影响，一种在素白色的坯体上描绘图案的釉下彩技术，这时在景德镇趋于成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青花瓷。
元朝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逐渐扩大，景德镇的青花瓷很快成为阿拉伯人喜爱的商品。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波普博士发表的一本专著让世界文博界震惊了：在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秘藏的数千件中国瓷器中，竟然有上百件令世人叹为观止的中国元、明时代的青花瓷精品，其中产自景德镇的元代青花瓷就有40件。
从元代开始，中国制瓷重心就逐渐向景德镇转移。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也对景德镇的瓷器宠爱有加。明朝建国的第二年，景德镇就设立了御窑厂，由朝廷委派督陶官并由国家投入资金，专门为皇室和朝廷大臣们烧制祭祀和生活用品。
不惜人力，不惜工本，在满足宫廷需要的前提下，景德镇生产出当时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景德镇迎来了制瓷业的全盛时期。
十五世纪初，三保太监郑和携带大量丝绸和景德镇烧制的瓷器，七次出使南亚和西亚诸国，诱发了中国海外贸易的热潮。 景德镇因明清两代曾设御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御窑集中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陶瓷工匠，控制最优质的制瓷原料。瓷器烧成后，需经严格挑选，再解运到京 城，供皇帝和后妃们享用。这些瓷器多由宫廷出样，体现了当时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许多品种都禁止民窑生产，违禁者轻者流放，重者杀头。
不计成本的“贡品文化”成就了景德镇的辉煌，也使得这座城市缺乏内在的活力，在工业时代迅速滑向衰败。在市场经济下，景德镇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危机。
如今，千年瓷都景德镇瓷业规模不断萎缩，市场份额持续下降。有资料显示，和广东佛山相比，景德镇的瓷器产业规模仅有佛山的5%，而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在本市的经济产值也仅占8%的份额，远远落后于房地产业。景德镇各大国营瓷厂几乎全部由于经营不善而被迫改制。
景德镇复兴的希望，是“千年瓷都”的品牌和这里有着传统技艺的人。而对景德镇人来说，已经很难有其他事物将他们与瓷器分开。
当明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的时候，就派来了督陶官。此后的几百年间，有很多督陶官被派往景德镇，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
在景德镇的历任督陶官中，清代的唐英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督陶官。唐英历经了雍正和乾隆两朝，在景德镇前前后后待了20多年，由他领导的御窑厂被称为“唐窑”，这个时期也是景德镇为皇帝生产瓷器的最后一个辉煌的年代。
在景德镇瓷器中，“唐窑”的成就相当突出，这在近年来的中国陶瓷史著作中已为大家所公认。“唐窑”即清代督陶官唐英来景德镇所督造之官窑。
但今天很难在景德镇看到唐英生产的瓷器。很多都在各地的博物馆，比如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个“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沈阳唐英”。国家博物馆里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沈阳唐英”。那都是唐英监造的优良瓷器，今天看都是国宝。
在景德镇官窑，主持窑务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绩最卓著的，要算是唐英了。
至高“唐窑”
在今天景德镇，有一个唐英广场，广场中央矗立三尊塑像，中为唐英半身座像，两旁为群雕。群雕表现唐英在景德镇的两个历史画面：一为唐英初到御窑 厂，“杜门谢交游，萃精会神，苦心戮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另一为71岁高龄的唐英从广东复调九江回景德镇时，“抵镇日，渡昌江，合镇士民工贾群迎 于两岸”，受到景德镇商贾市民热烈欢迎的生动情景。
唐英16岁进入故宫养心殿做杂役，渐渐地学得能书善画，学问通了，诗文也作好了。43岁被擢升为内务府员外郎，主要日常事务是巡视、督察待办处 各匠人的工作情况。这段时间，唐英也兼为皇帝画瓷器的样稿。他还擅长画美人图，雍正称赞其“画得款式甚好”。能诗善画兼长篆刻，加之做事踏实，唐英深得皇 帝的赏识，因而于雍正六年被派驻景德镇御赐窑厂监督，做督陶官年希尧的助手，唐英时年已47岁。
唐英初到景德镇时对陶瓷一窍不通，于是他拒绝了所有官场上的应酬，深入到坯房窑厂，和陶工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参加绘画，很快就熟悉了制 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督陶日久，唐英对这一行业、对朝夕相处的工匠、对景德镇都产生了浓厚感情。身居官位的唐英专心务陶，对权位意识淡 化，时常戏称自己是“半野半官”。他更喜欢以陶人自居，在“陶人的天地里”，日夜竭力求索的是“陶人之本色”。
在景德镇，在督理窑务之间，唐英为御窑厂营造成出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和雍正相比，乾隆皇帝对陶瓷生产的管理更为严格，瓷器质量稍有差次，唐英和工匠就会受罚。但每次遇到皇帝的责备，他均自己承担，从不责怪助手和工匠，也从未向下摊派罚银，都是自掏腰包补上罚银。
唐英说：“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 作为督陶官，他能深深体恤工匠之难，实在难能可贵。
唐英任御窑厂驻厂协理官的那一年，宫廷造办处将珐琅料烧造成功，景德镇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正是在唐英的努力下，由珐琅彩发展来的粉 彩瓷的烧造技术才逐渐成熟起来。这个时期景德镇烧制的粉彩瓷瓷色柔丽俊逸，将陶瓷装饰艺术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史称“雍正粉彩”。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的前8年是雍正在位时期，这一时期，除雍正粉彩外，还继承了康熙斗彩工艺，使雍正斗彩比康熙斗彩更具清俊华丽之美。此外，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在唐英的主持下，创新成功了窑变釉，从而使原来色调单一的单色釉变得流光溢彩，绚丽斑斓。
烧出龙缸是唐英另一件平生得意之事。龙缸在当时被认为是皇权的象征。作为皇家督陶官的唐英，为了烧造龙缸，不仅在御窑厂与工匠们一起探讨研制， 而且一有闲暇，便到民间寻访老工匠，了解烧制龙缸的情况及工艺。他还查阅地方典籍，找寻一切与烧制龙缸有关的资料。皇天不负苦心人，失传已久的龙缸烧制工 艺最终在他的手中得以重新恢复。“自国初烧造龙缸未成，至唐窑始复其制。”
唐英督陶真正的辉煌是在乾隆朝初期的20年间。以唐英在乾隆朝督陶20年计算，总共为乾隆皇帝烧造的瓷器达50万件至60万件之多。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各色釉大瓶，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 “风雅”而特意烧造的。
乾隆皇帝是爱瓷之人。他曾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务，不仅对宫内瓷器的用途、形状、纹样等屡屡过问，还亲自审定画样，甚至对于瓷器的烧制过程也极感 兴趣。唐英就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了《陶冶图》，书稿图文并茂，详尽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世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不朽的著 作。
乾隆时期的瓷器烧造，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上记载了在其督陶期间，共仿古、创新五十七种。
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皇上的要求。在史册上屡屡能看到皇帝斥责唐英的话语。比如乾隆十三年，《记事档》有这么一档：“十一月 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
这样的斥责，包括处罚，让唐英痛苦不已。
75岁那年，唐英诚惶诚恐。当年夏天，奏请退职，并婉拒了乾隆要儿子接班的旨意，说儿子“究系少年，诸事阅历未久”。他知道，做一个督陶官很苦。
不久，在御窑厂生活工作了28年的唐英离职。几个月后去世。之后的景德镇御窑厂不复唐英任督陶官时的辉煌。尽管朝廷还派了多任督陶官监烧景德镇御窑，但德才不能兼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景德镇的御窑厂彻底关闭。
“唐窑”，这是后人对唐英任督陶官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的称谓，也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作为诗人的督陶官
后人对唐英的诗文了解较少。其实，在《陶人心语》和《陶人心语续编》里收有他的全部作品，有相当的水平。
唐英自制瓷器上大都题写七言诗，其内容常与所绘纹饰题材相呼应。久历官场的唐英写出来的诗大多朴素无华，恬淡自然，例如：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天际晴云舒复卷，庭中风絮去还来。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妨笑口开。”
“懒视门前长者车，有山堪蹦水堪渔。是非不入东风耳，花落花开只读书。”
几首小诗，勾勒出几幅清新动人、恬淡雅致的图画。
景德镇“古窑”遗址现存唐英一副看似平常实则寓意深刻的楹联：“未曾随俗唯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
链接阅读——那些景德镇的高仿大师
“一种非常美丽的蓝花在一些时间后出现在瓷器上。当彩料开始绘上的时候，其色调呈淡黑色，等其干燥后，再罩以釉，彩料似乎完全消失掉，瓷胎看起 来非常洁白，彩料埋藏在釉下面了。但是焙烧使其现出幽靓的蓝色来。这差不多像在太阳的照耀下蝴蝶变得美丽漂亮的情形一般。五彩缤纷，赏心悦目。”法国传教 士昂特雷科莱来到景德镇的青花瓷作坊，他对眼前的青花十分倾倒。
但是我们今天在景德镇，乃至在全国，全世界都很难看到元青花了。2005年英国佳士得拍卖行进行的“中国瓷器及艺术品”拍卖中，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以2.3亿元人民币成交，拍出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价。
精美的古代陶瓷不应成为绝响，能不能用古代工艺再现它们？景德镇的高仿大师们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以前朝某一产品瓷为蓝本，来创作他们自己的作品。力求乱真地进行复制和仿制，达到器型准，胎、釉、料相像。
在景德镇人看来，称得上“高仿”的陶瓷，一是从品质、材质、工艺上可与真品媲美；二是要经过“做旧”，足可以假乱真。
景德镇陶瓷名家黄云鹏是一位做高仿的大师。1981年，受故宫博物院委托，当时身为景德镇陶瓷研究院研究员的黄云鹏成功复制了元青花和明永乐、宣德青花瓷，获得全国优质产品奖。黄云鹏从此声名鹊起，现在已经是景德镇响当当的中国古陶瓷工艺美术大师。
然而，许多古瓷工艺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比如清代珐琅彩瓷工艺。珐琅彩瓷一直是御用珍品。即便是景德镇的官窑，也未能留存一件。自从明朝洪武二年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宫廷用瓷都产自江西，惟独珐琅彩瓷是特例。
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景德镇官窑惟一能做的，只是选用上等料，烧制白色素胎，送京城造办处备选。选出来的素胎，再由宫廷技师绘画填彩，入宫内彩炉烘烧。
正因是宫内秘制，民间无缘分享，这不仅导致珐琅彩瓷成品稀少，也给后来制作工艺的的失传，埋下了伏笔。
珐琅彩瓷存世不多的另一原因，是烧制工艺十分繁难，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乾隆之后，国力衰退，加上战祸连绵，宫廷无力负担这种奢侈品的消费。
直到八国联军入侵，皇宫遭抢，才有少数珐琅彩瓷器作品流入民间。如今世间珐琅瓷稀少，多深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内，非特殊情况从不示人。北京故宫 博物院藏的一件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碗，被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而进入21世纪以来，乾隆珐琅彩瓷器拍卖价格动则上亿元。早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中国瓷 器及工艺品秋季拍卖会上，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1.5123亿港元拍出。
珐琅彩瓷器从创烧到衰落都只局限于宫廷之中供皇室使用，致使民间艺人们根本看不见珐琅彩瓷器成品，更谈不上学习烧制过程，所以当皇宫不能再烧制这种瓷器时，这种瓷器的烧制技术也就失传了。
数年前，国家博物馆的专家携带资料来到景德镇，邀请熊建军一同研究如何恢复珐琅彩工艺。景德镇熊窑继承人熊建军，做了20多年古瓷仿制研究，他还是第一回接触到珐琅彩瓷的真品。
珐琅彩瓷工艺，要“复活”非常艰难。清康熙年间珐琅彩的釉料配方已失传300多年，这是复制法郎古瓷最大的挑战。
“珐琅彩最难的就是彩料配比。”熊建军说，与其他器件不同的是，珐琅彩的彩绘颜料中含有硼或砷。砷是一种有毒物质，一次在高温炉中煅烧珐琅彩时，温度达到数百度之后，毒烟挥发出来，虽然当时在场的人都戴着口罩，但熊建军还是被毒得流鼻血。
烧制素胎，熊建军所有环节用的都是传统方法。但烧出来的瓷器就是没有古代瓷器的那种神韵。
熊建军觉得问题可能出在窑上。气窑可以很好地控制温度，烧瓷的成功率高，经济效益也好，可是，用现代气窑也许就是烧不出古代瓷器的神韵。
熊建军重建了一座柴窑。他找来当地最会烧柴窑的胡家旺老人。胡家旺自幼烧窑，练就了身掌控火候的绝技。现在窑上虽然有了测温计等设备，但最细微的差别，还需要人工来操控。
2006年8月，熊建军的柴窑终于点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夜，窑门打开时，熊建军却傻眼了：瓷器全部烧坏，一窑瓷器全部报废。
接着又烧了几窑废品，加上先前建柴窑投入的两百多万，熊建军把自己这些年挣的钱全搭进去了。熊建军有些犹豫。他咬咬牙，决定借钱再烧一窑。
终于，这次仿制没有失败。国家博物馆这一次向熊建军定制了6种共300件珐琅彩瓷器高仿品，每件瓷器的市场价格都在1万元以上，底部全部打上中 国国家博物馆的落款和编号。为了防止多余的仿品流通到市场上，国家博物馆要求熊建军把多出的瓷器全部砸碎，连残品都不能留一件。
目前，熊建军准备把仿古瓷器做成一个产业。他用8年时间，终于破解了皇家瓷器的烧制密码，复活了一项失传200多年的古老技艺，他觉得这8年的辛苦和煎熬，还是值。
如今许多精美的古代瓷器中，景德镇的民间高手几乎都能形神兼备地复制出来，也使得一些不良商贩买下来流通到市场上，以假乱真，被一些收藏者以真品的价格购买并收藏。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他们为什么喜爱陶瓷
一，
和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机械、简单、快速相反，在景德镇，做一件瓷器依然很难。
在景德镇，制作一件瓷器，从挖掘、采矿、打磨、研碎、淘洗、配制……成泥之前就十多道工序，再拉坯，修坯、补水、烫釉、烧造、绘画……要经历72道工序。而每道工序几乎由不同的人来完成。
许多陶瓷艺人拿着一件瓷器，往往注视琢磨很久，因为他们知道完美境界的来之不易。
我在景德镇，去参观窑场，看到做手拉坯的老师傅。他们的手简直像魔术师的手，一碰到泥土，那团泥土就像花似的生长起来，变成了瓷器的模样。
想象自己也在做一个陶碗，当泥土还湿润的时候，如果力量太大，它就破了；如果力量使得不够，这个碗又太厚。厚的碗拿在手上很重，也不实用。在厚与薄之间，我已出了身冷汗。
在景德镇，人们能够充分感受最主要的陶瓷工艺：拉坯、利坯、施釉、画坯和烧窑。这些原生态的工艺过程，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正是这些技艺的细节感动着我。千年瓷都的外貌已经发生了改变，但这个城市的“气息”还能从陶工们的手艺中散发出来。
而在景德镇，流传最广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四百多年前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奉皇帝的旨意要烧造一批青花大龙缸，由于烧制的难度很大，所 以久烧不成。一个叫童宾的窑工在万般无奈之下纵身跳入窑内，以骨作薪，赴火而亡。几天后开窑一看，大龙缸居然烧造成功了。后来，朝廷就在御窑厂的东侧修建 了“佑陶灵祠”，为童宾立祠，并敕封童宾为“风火仙师”，从此“风火仙师”就成为景德镇窑工们每年都要祭祀的一位神。
我在景德镇，看到很多这样的“风火仙师”祠。人们烧窑，都会先拜它。
在景德镇专门为皇帝生产瓷器的几百年间，有成千上万名窑工在官窑中劳作了一生，童宾只是他们中的一员。
按照正统的观念，补水、拉坯或利坯，是一种低附加值的苦力劳动。这些从业者，只能被称之为“师傅”。如同我们在面对一幅书画时，并不去关注纸墨的作者一样。
走在今天的景德镇，看到许多这样的陶瓷师傅，我会想到童宾。我觉得他们是景德镇的无冕之王。
没有什么比一把泥土更不值钱，更不起眼的了。可景德镇的传统艺人就用一把泥土，一点水，一个简陋的工作环境，加上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精美的瓷器，创造了景德镇的辉煌。
二，
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高仿大师熊建军主动向旁人要了根烟点上，他戒烟很久。这时候想起过去的磨难，他有点激动。
他成名很早，上世纪90年代初期，60多万就买了别墅。表面上他很风光，有房有车，别人眼里的成功人物，但只有自己知道其中的辛酸。
为了做出高质量的瓷器，他不停实验，往往一整炉都烧坏。至今他的工厂的空地上还摆着烧坏的瓷器。只要喜欢，就可以拿起一个来摔，但那都是钱，都是他没日没夜的付出。有时候，依旧是看不到希望的一天。
熊建军说，烧瓷器很怪，之前做的再好，如果烧不好，一切都白搭。你做过的东西要经过1320℃的高温烧造以后，才能成器，有时候你花了很大精 力，很多时间，但是一烧出来就失败，有时候你把东西送到窑场，东西就烧坏了。做瓷器最重要的就是一把火，一把火可以让一个人家财万贯，也可以让一个人的心 血和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不仅是熊建军，在景德镇，很多人都多次品尝过失败的苦酒。
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学院院长何炳钦还记得，有一年赶做一件瓷器，为了去参加日本的陶艺展。由于陶院内没有窑炉，何炳钦只能将作品搬到一公里外的 雕塑瓷厂烧制，但这件作品重心非常不稳，途中又遇下雨，一不小心，作品整个塌了下来，心血之作毁于一旦。当时他很伤心，坐在厂门口一个多小时才回过神来。 做了一个多月的一件作品，就这样报销了。
三，
在景德镇，能看到许多粗制滥造的瓷器，也能看到美的瓷器艺术品。美与丑彼此映照，幸福而痛苦。
另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景德镇陶瓷品牌大多定位不清晰、缺乏个性、品牌气质趋于雷同。
在景德镇，我去九段烧瓷厂参观。在坊间流传一种说法，九段烧为景德镇现在的三大知名窑口之一，但在景德镇当地反倒不为人所知。
在九段烧瓷厂见到厂长段镇民，这个曾经一直在陶瓷厂摸爬滚打现在出来自创品牌的男人带着我看他们做的产品。的确与外面不同。几个人很安静地在那里绘画，作品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题材有佛教、道教、经典历史名著等，一派凝重古朴典雅的艺术风采。
段镇民说，事实上“九段烧”的产品甫一问世，其器型与画面就立刻被仿照得铺天盖地。“去年是模仿的高峰，甚至打我产品的题款。我每到一个城市， 就有人说，听说你的画工走了。网上还有人散布谣言，说我们不是手工的，有人妄言‘半年要打败九段’。我把他们找来，请他们吃饭，告诉他们，九段打不垮，超 越才是正道。”
目前，九段烧是景德镇日用瓷方面做得最好的一家之一。他的价格有几十的，也有上百上千的。始终保持面向小众方向，坚持不盲目扩大产量，不在外代加工，从普品到收藏品都坚持纯手工自己生产。某种意义上，起到瓷器文化推广的作用。
段镇民说，“现在对收藏感兴趣的人群不仅仅局限于有钱的大老板，一些大城市的白领阶层、中产阶层，积蓄不多，流动资金不大，但他们同样有收藏的 兴趣爱好。有一个父亲看中了我们这里一款‘梅兰竹菊’的杯子，一共四个，他想买去给孩子，但他买不起一套，就买了一个‘兰’的。我告诉他，孔子很喜欢兰 花，‘兰为王者香’，他很高兴。”
四，
景德镇号称千年瓷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在新兴的世界现代陶艺领域里还没有骄人的纪录。
1989 年是令众多景德镇陶艺家蒙羞的一年，这年，中国陶瓷协会第一次组团出访日本，参加日本国际“美浓”陶艺展评会， 40 多件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景德镇陶瓷竟然在展评会上无一获奖，日本陶瓷艺术界称中国“陶艺创作观念落后半个世纪”，令整个景德镇陶瓷艺术界陷入深深的反思当 中。
何炳钦虽不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但原本就走现代、创新路线的他，在反思中更坚定了自己的风格。
就在这一年，何炳钦创造了彩色刻花装饰。刻花早在南宋青瓷的装饰中就大量运用，但这项工艺随着众多彩瓷的出现而慢慢被人遗忘，在何炳钦的彩色刻花装饰出现之前，刻花仍只用于单色青瓷的装饰，他创造性地在创作中使用泥胶，使刻花装饰从单色走向了绚烂多姿的彩色时代。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何炳钦成了各项陶瓷奖项的常客。随着何炳钦对陶瓷物性与美学的深入探索，在多次获奖后，他开始站在更高的层次，更深的维度去思考陶瓷，他不再满意于重复过去的自己，用“唯美”、“唯理”、“唯物”的视角，在陶瓷世界中不停地变换自己、超越自己。
何炳钦说，景德镇的窑火持续千年，证明他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像青花、釉里红都是景德镇独创的工艺。景德镇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不是创新的城市， 创新的产业，不可能延续这么长。但国外工业革命后，景德镇就被甩下了。如今的景德镇，需要重拾创新的精神。“说到底艺术也是为了创新，它的特点，它的重要 方面都是有新思想、新意识。艺术如果没有创造，没有这种意识，它就很难去感染人，打动人。”
在景德镇，还有许多像何炳钦一样在反省瓷器的人。江西省工艺美术师李申盛说，现代瓷越做越精细、越做越灵巧，最后越做越玲珑剔透，就像景德镇瓷 器，具有“自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四大特点，但这种艺术是否在走到一个极端？他拿了一个瓷器送给我，那是有点笨拙的、粗糙的、实用的碟子。
何炳钦说：瓷器忽视了材质的本性。今天的现代陶艺，要求艺术家去探索，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孔。现代陶艺到现在还是一个低谷，还有一个大的发展过 程，它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延伸和发展。我们搞现代陶艺，需要艺术家更多去想，去思考。因此，陶瓷就好像我们认识它的时候，一块大草坪，只是踏 出一条脚印，实际上可以踏出无数条的脚印。
五，
景德镇有最深厚的手工艺传统，手拉坯、修坯技术，全国没一个地方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景德镇的民窑、官窑，制瓷工艺非常丰富，传统陶瓷手工艺是景德镇的强项，“景德镇”是日用陶瓷的世界精品，这些都是中国其他产区所不及的。
但景德镇如何和世界接轨？
如今在这个机器大生产时代，在德化，先进的机械制坯，只要把泥料放入置料口，加工好的瓷坯就会源源不断地产出，极大地节约成本。在佛山，庞大的车间有自动的机械喷淋釉水，马桶成品如山堆积。而在景德镇，它也感到了自身的危机。
景德镇当年的十大工厂之一的雕塑瓷厂早就倒闭，当年的厂房租售给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家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雕塑瓷厂开设工作室和展示间，也有一些画廊、咖啡店、酒吧穿插其中。
1998年，当香港乐天陶社社长、陶艺家郑祎第一次来到景德镇。当地保留下来的那种古代传统工艺，让她着迷。2005年，郑祎在景德镇创办了中 国内地的第二家乐天陶社。她将当地的老式厂房改建成乐天陶社的基地，从世界各国邀请陶艺大师来此驻场。这里成为了全球陶艺家的聚集地。每周五乐天陶社，会 由一位驻场的国内外陶艺大师免费对外授课，与学生和陶瓷爱好者交流。
郑祎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座桥梁，让中西方的陶瓷艺术在景德镇得到碰撞和交流。而复兴中国的陶瓷艺术，必须改变大批量复制生产的局面，用现代创意为传统技艺注入新鲜血液，走精致高价值之路。
对中国人来说，陶艺还是新的。景德镇其实也不是很了解陶艺，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老师们，虽然不乏陶艺家，却始终是在学校和学术的圈子中做陶艺。如 果说景德镇传统陶瓷是集体的创作，所谓“过手七十二”，那么，纯粹的陶艺更多的属于个人的创作，从练泥、拉坯、修坯、装饰、配釉、罩釉、烧制，一个人负责 到底。
记者去乐天陶社，正赶上每周六的“创意集市”，年轻陶艺家在一片空地上摆满了自己的作品。有姑娘做出青花的项坠、青釉镂空的首饰来叫卖。这里也是一个交易的平台。
有各地甚至国外的人来买。从陶瓷学院毕业的崔迪时不时来逛集市，这次她买了三个种草的吊盆，几十块钱，她说放在家里一边创作一边看着绿意，多好。
六，
何炳钦出生在景德镇，从小就与瓷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家门口往来挑坯的工人络绎不绝，他们扁担里不小心甩落的瓷土是幼时何炳钦的最爱，他会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沾一点水，然后拍扁捏圆，一个人玩上半天。
李见深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景德镇陶艺家。1995年，从加拿大留学回到景德镇，李见深做了一件事：用DV拍了一部纪录片《景德镇，我在中国的家》。
影片的成功，给了李见深巨大鼓舞。由此，他开始了另一个乌托邦式的实验：用这座城市废弃的破瓶破罐和瓷片，在“三宝”建起了一个陶艺村。现在这个陶艺村，已经成了国内外陶艺家在这里举办作品展或进行文化交流的平台。
更多的还有外地人。
武汉画院院长、油画家冷军对景德镇瓷器的情结来自一次偶然的邂逅。他把瓷板、瓷瓶作画布，开始了艺术人生的第二次创作。冷军说：“陶瓷是火与釉 的艺术，再把自己的艺术创造融入其中，产生的艺术效果却是一种清凉、宁静的感觉。在陶瓷艺术的创作中，心境得以回归，心绪得以释放。”现在他每年都要花些 时间在景德镇的工作室里潜心创作。
西安人崔迪在景德镇8年了，在陶瓷学院读书4年，毕业后4年。她现在在景德镇三宝村买了房子，她喜欢这里，就住下来。她最高兴的时候，是别人买了她的作品，像宝贝一样放在家里。她觉得就像自己得到了肯定。
作为“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刘小东在中国油画界独树一帜。而他也来过景德镇画过瓷版画。
段镇民说，我们作坯、烧窑的是本地的，画工、设计都是招的外地的，比如沈阳的鲁艺。
还有西北的何笠农、车一鸣……他们凭借丰厚的生活积累，以独特视角，各自的审美切入点，充分展现个性化的创造力，各领风骚，为景德镇注入了活力。
我问新华社驻江西分社记者章武，本地人会不会对外地人来景德镇有压力。他说，景德镇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集各地良工，汇五大名窑，“工匠 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成就了千年瓷都的辉煌。如今为什么要排斥外来人，景德镇如果认为自己只是景德镇人的景德镇，那景德镇将没有未来。
七，
你身边有一件瓷器吗？想象你注视它，它的花纹，它的釉色，它的美。
你可知道它是怎么做成的？
景德镇君德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总监聂蓓和景德镇许多陶瓷艺术家很熟，她经常向他们定制陶器。聂蓓说，从瓷器第一道工序到最后瓷器卖出去，她都很关心。
她经常拿着自己要人做好的素胎去找陶瓷艺术家。有次，她给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何叔水送白胎去。看到这样好的白胎，何叔水感动了，觉得要更认真地去画，不忍心画差一点。他说，“我好久没看到这么美的白胎了。”
聂蓓还说起一个故事，一个人花高价买了一幅瓷板挂在家里。结果有一天，画框裂开，瓷板掉下来碎了。她触动很大，在景德镇又开了家红木店，不惜工本用贵重的红木来做瓷板画框。
聂蓓说，瓷器是细致活，要用心。她聊起一个做瓷器的朋友。那朋友用心血做了100件相同题材的瓷器，很畅销，于是她笑着对他朋友说，你做150件啦。朋友回答她，我觉得做100件正好，做150件就不美了。
在景德镇，往往感动于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在社会浮躁中沉潜自己的内心，锲而不舍地钻研，为瓷都，为世人创新出值得存世的陶瓷精品。瓷器原来是用心来做的。
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会谈起，当他们亲手做出一件自己满意的瓷器，从窑炉里面出来那瞬间的感触。啊，幸福真是妙不可言！那个时刻，和金钱无关，和权力无关，只与美有关。
在景德镇，许多人与瓷器有关。我见到他们将自己人生的低谷，高峰，落寞的感情，对陶瓷的爱，……许多许多，都融入瓷器中，融入景德镇的过去和未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