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烧制精美几可乱真的高仿瓷器也从景德镇起锚，登上国际拍卖会的舞台。在海外文物回流和国内拍卖两股潮流中，昔日的高仿瓷和新制的赝品，一方面缔造着瓷器价格神话，一方面将景德镇瓷器请下艺术的神坛。
“景德镇人做古董，真是千辛万苦。”一位在北京从事瓷器鉴定的景德镇人感叹。
被赝品困扰的景德镇现在是一幅怎样的画面，民间高仿艺人何在，他们与赝品运作链条有何牵连，当地政府是否充分保护了景德镇传统工艺？带着疑问，2013年1月，记者记者走进昌江边的千年景德镇，探访青白瓷故乡的是非青白。
“杀猪的”不敌资本之手
一位早年混迹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杀猪的”（行话：二道贩子），曾说起过自己的经历。他住在宾馆里，用一件“老货”（行话：真品）吸引“棒槌”（行话：眼力不好的买主）到宾馆看货议价。譬如买主出个心理价30万元，“杀猪的”就开个高价70万元，刻意拉开价差，然后吊住买主，价格拉锯。过几天，“杀猪的”拿出仿制的赝品并联系买主再上门，如果买主稍稍抬个价35万元，“杀猪的”顺势加一点37万元，并称自己急用现金，立刻成交。买主提走了赝品，“杀猪的”物色下一头猎物。
一位瓷器鉴定家看了记者提供的该柴窑瓷器的照片后称：“这些只能算是中档货。”因此，这些仿古瓷是否用上述方式在“家里卖”，不得而知。大部分情况下，数量庞大的中低档仿品都是由“杀猪的”运到一般古玩市场。
但此前有报道称，高仿瓷的去向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流向富豪收藏者的家里，这些一夜暴富的企业家或为投资或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认为自己可以捡漏买到一件国宝，市场上几百万元的东西想花几十万元买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东西也想花几十万买。还有一个途径是直接送去拍卖，“上拍的东西没有后遗症，因为拍卖法中规定对拍卖行提前声明不保真的拍品免责。”一位圈内人士说。
目前景德镇购买瓷器的地方主要有市中心人民广场边的“金昌利”以及移步之遥的“国贸大市场”，后者是已关停多年的原东风瓷厂和匣钵厂厂址所在。大小商店和街边地摊卖各种日用瓷、当代艺术瓷和仿古瓷。戴明荣说：“国贸大市场是2000年后建的，两三年前国贸二期也开出来了。很多到黄山和婺源旅游的人都把景德镇作为最后一站，买点瓷器。”
这些过路客以及慕名前来的游客，都会冲着一个名字去——“樊家井”。这里是景德镇最著名的仿古一条街，曲曲弯弯的街道里挤进了至少100多家铺子。戴明荣告诉记者，这一带原来是乡下，居民把平房改成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租给做生意的，仿古街就这样成形了。
“小至破碎的瓷片，大至完整的瓷品，只要经过做旧，宋、元、明、清，什么朝代的瓷品都有，从制作到贩卖，这里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曾有一位在樊家井做了30多年仿古瓷的人说。
一家卖青花的女店员见记者对一只瓷瓶有兴趣并想批量订货时说：“这个仿元代的，卖你120元，你要多少都可以，交10%的定金我们就开工。保证做到看不出‘贼光’（注：新瓷器釉面刺眼的光叫贼光或火光）。”
在一家放着《江南Style》的店里，从已倒闭的景德镇艺术瓷厂出来的王师傅，主要以画清乾隆的粉彩小葫芦为生，30元一个小葫芦薄利多销。
在一个转角上，十几只瓷瓶表面混合地黏着烂泥、贝壳、螺蛳壳，表面发黑污秽不堪，乍一看误以为是从污池里捡出来的。记者听到一个过路的扔下一句：“就这样还想冒充海捞瓷……”
就是在这样一个仿古技术乏善可陈的地方，很多店主炼出了识别术，来者若是游客，店主就编一个故事来“杀猪”，若是行家，便明说是仿品。很多贩子每隔一两周就来拉货，一车一车向外运到各地的古玩市场，价格则根据仿制的程度翻个几倍到十几倍。
“做瓷器，后代仿前代是很平常的事，这种瓷器叫寄托款（注：明清瓷器中，有一些不题写本朝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前朝的年号款识，以表达对前朝曾达到工艺水平的一种崇敬和缅怀，称之为寄托年号款，简称寄托款）。”戴明荣告诉记者。
“我们只管制作仿品，至于行家买走再拿到外头当真货卖，我们管不了。”一位女店主说。
事实上，古玩行业自古以来是对参与者知识和经验的挑战。火眼金睛、去伪存真的过程就有一种快乐，樊家井作为一个生产和批发基地，本来就是古玩行业中正常的一环。
景德镇瓷器圈仿古高手、御窑工艺博物馆馆长向元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读“古玩”二字：“古人造字很有智慧，古玩的‘古’字，上面一个十，下面一个口，十个人在说，众说纷纭，古玩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玩’字，左边一个王，以前的王就是有权有地位之人，右边一个元，可以代表金钱，合在一起表示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才能玩古玩。古玩是一个时代留存下来的经典，其中会有滥竽充数的赝品，这样玩才有意义，否则就成为一种投资品了，也就没有意义了。”
向元华所言的确是循环了几个世纪的古玩行业规则。但中国瓷器尤其是高仿瓷器，当古董商、所谓的专家与资本之手相牵，借助拍卖行的槌子，便打破了行业内的自然平衡。
江西省一位市级博物馆馆长说：“现在的文物鉴定专家队伍可以这样形容：鱼龙混杂。有些专家写文章真是很漂亮，真看起东西来却不如倒卖文物的贩子，但就是这些人仍然在鉴定文物甚至签字、开证书，这一方面扰乱了文物市场，另一方面却使真正需要保护的国家文物无意中流失，不得不说是文物界的悲哀。除了实践功底不够，道德上的缺失也是一方面。“找一些专家鉴定，如果没有好处的话，基本上说是假的，得到好处后，假的也说成是真的。一些古董贩子在卖瓷器时甚至和专家勾结，提前说好是四六分、还是五五分(利润)，把赝品卖给一些企业家。”
北京一艺术品鉴定中心负责人胡智勇认为，古玩行业最难抵御的是资本作假，海外的大古董商和拍卖行教会了我们什么是资本作假。古董商与相关专家本应有不错的眼力，可惜当他们遇到资本，就会说违心的话。
胡智勇出示了2001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的年鉴，其中“大清乾隆年制粉彩九桃瓶”，估价为25万至35万美元，成交价为88.6万美元。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上拍“大清乾隆年制百鹿尊”，定价300万港元却遭到流拍，2003年转入国内最知名的一家拍卖行，拍出了，但没有结款。
生长并师出景德镇、从事瓷器行业20多年的胡智勇记得，这两件瓷器是较早出现在国际拍卖场的中国瓷器，而它们正是照着博物馆里的原件仿制的。
记者在参观景德镇陶瓷馆的时候，打听了“百鹿尊”与“九桃瓶”。陶瓷馆工作人员说：“这两件器物是陶瓷馆重要藏品，陈列空间有限，它们现在收在库房里，过一段时间轮换展出时可以看到。”
胡智勇说：“景德镇仿过明代和清三代的很多重器，最早是送到国外和香港拍场的。早期消息是封锁的，但这些年慢慢被人知道了。”
胡智勇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很有实力的香港投资方拿实物到景德镇要求仿古高手按照1:1的样子仿制，然后通过知名古董商或大行家送进国外和香港拍卖行。拍出后，高仿者、中间人、投资方三方分成。高仿者至少能分到33%，多时甚至能分到一半。
一般而言，要做出精品，除了形制、画工外，几个重要的辅助条件是，胎土须取自当朝老坑、色料须出自当年的原料产地、烧制使用柴窑。但这些年来，景德镇的高仿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全世界用来断代的科技测试标准数据都已被掌握，无论是胎釉成分还是釉面老化的实验数据，都可以做到。对高手而言，即便不是100%相同，九成以上的仿真度在技术层面都不成问题。
“即便仿到这个程度，专业上还是可以攻得破的。仿品与真品，就像孪生兄弟，虽然成分测试是一样的，但外部结构总有细节的不同。艺术是有生命的，这就不是靠仪器来检测的。有时候，实在遇到极难判断的情况，就不光是比眼力，而是比消息，打听这件仿品是由谁做的。但这些秘密的事情，古董商对外从来秘而不宣。”胡智勇说。
据业内人士的观察，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5年前后，元明清的瓷器高仿品主要销往国外和香港的大拍卖行，而2005年以后，不仅有很多中国人到境外买瓷器回来，也有大量的瓷器回流中国，其中既有真品，也有不少是赝品。一些曾被老外古董商用噱头的故事包装上了国际拍场的高仿品，由于出身“名门”，国内拍卖行的业务员在审核的时候更容易放行。
胡智勇这些年看了不下百场瓷器拍卖和预展，在他看来，每场拍卖中都有仿品，在公认的一线拍卖行中也有不下10%的赝品。“2011年美国拍卖的万历百寿纹大罐便是赝品，此罐我在近几年至少见过三四个同样的仿品。乾隆九桃瓶、乾隆百鹿尊，乾隆斗彩团花案缸、万历青花百寿罐这些都是按真品一比一实物仿制的，2012年一只乾隆斗彩案缸在美国也自动撤拍了，圈内之乱可想而知。”至于拍卖公司宣称的新发现的老瓷器，赝品率更不下20%~30%。这些瓷器如同阳澄湖的“洗澡蟹”，做好著录、来源，在境外的拍卖公司先托一个高价，产生知名度，过段时日辗转回国内市场卖第二次，两次相隔时间还不能太长，通常为1~2年，以免时间成本太高或遭遇市场风向变动。第二次国内上拍接手的人，便是高仿链条里资本之手伸向的“猪”。
为了与瓷器市场中的资本力量博弈，现在精明的行家还会留心著录年份。胡智勇说：“1993年后，海外拍卖市场就能陆续能见到高仿品了，且越往后越成熟、越多见。九十年代初期，主要仿市场热点，如宋代瓷器、元青花、明宣德、成化，以及清雍正和乾隆的常见品种。所以，1993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之前的著录含金量比较高。买古董瓷器，尤其是高价货最好参考1993年前的著录。”
事实上，资本之手不仅伸向元明清的古代瓷器高仿领域，近现代瓷器同样难逃。与珠山八友同时代的王步，其青花瓷雄浑、简朴、大方、清新有致，洗去晚清的繁缛格调，开创了当时陶瓷界一种崭新的画风，被誉为“青花大王”，他晚年自称“陶青老人”。
王步孙子王青2011年告诉记者，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看到爷爷的仿品，甚至能估计出是景德镇哪位熟人仿的。“仿制的人与爷爷同我们家都认识，他也已经退休了。”但王青并没有要求拍卖公司撤拍，在他看来，其一没有时间也没有证据去申诉，其二面对的是有话语权的拍卖公司，取消拍品的概率很小。作为年轻的当代瓷人，王青的作品也慢慢登上拍场，彼此间需要良性互动。
“仿二代”的细分市场
在景德镇采访时，记者记者不止一次听人说起，一位民间高仿者的姐姐，上世纪80年代末因盗墓而入狱。过去还有人曾在景德镇御窑厂（注：明清两代烧制宫廷瓷器的部门）旁边租借店铺，白天卖瓷器，夜晚打地洞盗挖残器和瓷片。
20多年前，宋代影青瓷对景德镇人来说，简直是唾手可得。据向元华回忆，湖田窑的窑址就在“六○二所”（注：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又称六○二所，位于景德镇东郊）那边，当时整个山体都裸露在那儿，没有人保护。那里有大量宋代的工业遗存垃圾，很多一手资料，譬如壶嘴、壶把、碗、碗底都能找到，各种烧坏、烧黏连的瓷器废品遍布一座山。星期六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向元华就去山上找资料。
除了从出土的残件中获得古代瓷器DNA，景德镇陶瓷馆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基地。包括九桃瓶、百鹿尊在内的景德镇陶瓷馆的许多重器都曾被仿制过。
与向元华齐名的、以仿制元青花而煊赫的原陶瓷馆馆员黄云鹏就曾说：“1981年起，我们就开始仿制元代青花瓷和永乐、宣德青花瓷器。”
向元华也回忆说：“解放后，景德镇陶瓷馆筹建时缺少展品，周总理批示从全国文物口调瓷器，主要是从故宫调，把不少原产于景德镇的御窑瓷器调回来了，其中就有‘九桃瓶’和‘百鹿尊’。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期，陶瓷馆让我们研究这两件瓷器。陶瓷馆提供一个工作室，每天早晨，4个工作人员把真品抬进来，中午收回去，下午上班再抬出来，就这样我们整整研究了四年，掌握了全部复制技术。”
向元华告诉记者，当年他带领着20多人的团队参与复制项目，他自己主要研究瓷胎和釉料，其他人也分门别类研究器形、纹样、粉彩料等，其中常常去陶瓷馆的有十来人。
“当年的御窑厂集合了那么多能工巧匠，用最好的瓷土、釉料、配方和柴窑烧制。要接近当年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为了找一种料要耗费半年，或者根本找不到，靠自己配。最后能做出来，得经历千百次试验，如果运气好也要几十次。”向元华说。
经历摸爬滚打的向元华和黄云鹏，现在各自成功经营陶瓷企业多年，成绩显著，当地圈内无人不晓。一位熟知情况的景德镇人告诉记者：“他们两人机会好，早期都拿实物做，得到第一桶金。后来景德镇其他小窑都跟上来了，大家都能买点实物来仿。现在做瓷器技术上不是很难了，只要实物上手，每个工序基本都能做到。早期成功的两人现在都在明处，受到大家关注，反而市场上不抢手了。”
据这位知情者透露，目前景德镇顶尖的高仿艺人约有几十人，年龄主要为40多岁的，50多岁就显得年纪大了，上进心不像过去那么强了。记者同时了解到，那位前文提到的专仿王步青花的师傅也因为到了退休年纪而把手艺传给了下一代。
这批正当年的“仿二代”，各有明确的细分市场，例如元青花、万历年的、成化年的、洪武款的、清三代的、粉彩的……这些人几年甚至十几年专攻某个年代。他们往往会找来各种原件的残器，研究专门形状、色彩、配方、款式，再加上各种现代检测的数据在手，可以做个七八成乃至更好。
一件仿品，即便有大古董商的推荐，要取信于国际、国内大拍卖行的专家，任何细节都不能忽视。即便一个底款，也要有十年磨剑的锤炼。
1月11日，记者在线人的协助下，找到了在景德镇仿制底款颇为有名的小周（化名）。自从21年前进入师傅的作坊写底款以来，由于常年伏案，患上严重的颈椎病，曾两次昏厥送医院抢救。但正因为他的专注刻苦，其底款仿制水平达到了足以乱真的水准。小周告诉记者，在明清各种底款中，他最擅长的是大明成化款和大清乾隆款。
“篆隶款是最容易写的。清代的款比明代的好些，乾隆、嘉庆、道光这些款都好练，可以写得很慢。大明成化款要写得快，刷刷几笔就写出来。明代的款，要写得快，一气呵成，由不得慢慢摹。康熙的款正好是快写向慢写过渡的款，从雍正以后就进入了慢款。我擅长写快的，成化和雍正是相对比较好的。”小周还告诉记者，前年他还与到访景德镇参加瓷博会的故宫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交流过对款识的体会。
记者接过小周做旧的一只明代斗彩鸡缸杯，翻看底款“大明成化年制”，并现场与知名拍卖公司图录中多个底款比较，确实形神兼备。
小周坦陈：“练底款开头几年每天就练习这几个字很枯燥，一直到开始赚钱了，就不那么乏味了。”上世纪90年代，小周也几次到景德镇陶瓷馆观摩“百鹿尊”和“九桃瓶”的底款，体会一笔一画是怎么写成的。
十年前，小周逐渐脱离了跟随了十年的师傅，自己办了厂。他介绍了另一位仿制底款的人给师傅。与小周不同，另一位师傅擅长作清代的慢款。景德镇目前擅长写底款的人员并不多，小周与那位师傅几乎包揽明清各式底款。
“产业链”并不仅是景德镇
在采访中，不少接受采访者多次提到，就高仿瓷器来说，景德镇只是一个生产基地，真正让高仿品或赝品在市场上流通并登上拍卖场的是那些行家、古董商、中间商。
记者调查中也发现，景德镇确实背负了一些不属于它的骂名，瓷器行业的发展也受到制度和市场条件的限制。
中华陶瓷大师联盟秘书长、陕西耀州窑非遗国家级传承人孟树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提到高仿瓷器，人们就会想到南方有景德镇的明清高仿，北方有河南禹州的钧窑高仿。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优秀的艺术成果，后代学习前代的智慧，模仿前代的艺术高峰，应该是任何民族继承传统的方法。但由于时代变化，有的东西变了味，艺术变为一种资产，受利益驱动，那就是走了歪道了。瓷器艺术落入了这种歪道，但这个产业链并不是景德镇一地的问题，涉及到一整条产业链。”
孟树锋谈到，一代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在青年时期曾迫于生计在上海为壶商所雇，制作了大量的高仿古壶，壶款打的都是明清大家，而正是这段经历让顾景舟接触了古代名家之作并为他后来的艺术创作奠定基础。不同的是，景德镇现在的高仿艺人，并不是本本分分地继承并昭示明清工艺，而是以假充真，写上明清的底款获得巨额的经济回报。而曾经真正接触过珍品的第一代高仿者如今彻底金盆洗手，外界并不知道，人超越自己是最要勇气的。
当记者问到，为何景德镇获评前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23人以及刚刚评出的6位第六届大师中，没有一个人以单纯继承传统工艺为特色，并且景德镇市研究所顶着大师旗号的人员也没有专门制作古代瓷器的，这是否意味着传承古艺的工作被变相地推给了民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间仿古，仿品丛生并走上赝品产业链的现状呢？
第六届国家级大师评委之一孟树锋以及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教授、第五届大师李文跃均表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的要求是要创新，走出个人风格，仿古并不构成独特的风格。
孟树锋告诉记者，国内有“仿古大师”一说，但那是由某个民间社团评的。“就算是国家认可的‘非遗传承人’，每年拿着国家拨付的几千到一万元的传承经费，又有多少人是合格的传承人？中国瓷器各个窑口基本入选了国家级非遗，但又做了什么继承事业？无非是名分罢了。”
他还说，景德镇有两个单位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示范基地，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却到第三批起才评上。在孟树锋看来，瓷器是一个集体劳动的行业，拉坯、修坯、施釉、装窑、烧窑……分工如此之细，不是几个传承人能整体传承的，只有“景德镇”这个整体才能完整地传承。
对文物颇有研究的资深媒体人吴树则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受到赝品干扰的情况十分严重，要从根本上收敛乱象，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修法，其二是建制。
所谓“修法”，即修改现行的《文物法》。根据现行的《文物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该法还明确，公民不得买卖国有文物。吴树表示，该法严格限制了出土文物的流动，而民间其实收藏有不少珍贵出土文物。他认为，只要不是盗墓所得，应该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方通过某种形式，允许藏家把手里的文物拿出来交易，而不是在暗地里流通。现在文物一部分非法流向海外，一部分在国内私下流通中毁坏了。此外，现行的《拍卖法》的“不保真”条款是中国独有的情况，相当于为拍卖行提供了一张豁免牌。吴树用“打真，不打假”来批评当前国家文物局对拍卖公司的行政管理。
所谓“建制”，就是要建立完整的中国文物鉴定体系，包括鉴定机构、一套可行的鉴定标准，同时分门别类地吸纳优秀的鉴定人员，除了博物馆体系的鉴定者，也可以引进优秀的民间鉴定人员。但吴树同时表示，尽管社会和媒体对赝品泛滥已有很强的反对声音，但官方的整治行动却迟迟不见，难有期待。
据多年从事瓷业生意的景德镇业内人士估计，景德镇仅从事仿古的作坊就有3万多家，其中上档次的有二三十家。对于数量庞大的“仿古”行业，当地政府似乎更愿意解释为“是对传统工艺的恢复”。
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作为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一颗明珠，景德镇曾留下了灿若星河的古代瓷器精品。尽管景德镇正在并将长期受到造假、赝品产业链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但记者所见所闻的古城的确有着悄然的变化——气窑和电窑的工艺逐步改善了城市空气环境，拥挤的老城外景德镇正在建设环境更宜居的新城，尽管无法清除仿品市场但一些曾经的高仿者正在转入良性的企业发展，年轻的瓷器艺人静心思索如何师法前人、拥有专业功底的美院学生来到瓷都在集中兴建的当代瓷器工作室施展绘画技术……只不过这些新的面貌却被诸多赝品、造假产业链的报道遮蔽。但是，所有这些是非功过，都在昌江畔静静地发生和流淌，都是古城昌南千年长河中的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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