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瓷器史研究收获述评（上）

第一章、前 言
1963年8月——即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问世以来，我国瓷器史的研究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人们多以明清时代的几本陶书为依据，参照完整的传世遗物，编写一般性的陶瓷史；在此之后近廿年里，我国虽没有出版类似的著作，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硅酸盐学报》、《中国陶瓷》、《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以及湖南、景德镇、河北、山东等地的陶瓷刊物和一些博物馆的馆刊与通讯均有古陶瓷的研究与瓷器史方面的报告和论文发表。这表明：人们已不满足于对陶瓷史的一般的了解，而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实物史料的搜集与考核和专题研究上面去了。其研究队伍也由鉴赏家、文物考古工作者，扩大到历史学家、硅酸盐化学家、陶瓷生产工作者、陶瓷美术工作者乃至地质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这一切标志着：我国陶瓷史的研究已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发展，已出现一种多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研究局面。这个新局面，显然是随着对陶瓷史这个特殊的研究课题的深刻理解而出现的。这是因为要辨别古窑址和古陶瓷的相对年代，必须采用考古学中的地层学与标型学手段进行研究;要复原古陶瓷的制作过程，则涉及陶瓷工艺学与硅酸盐化学；而阐述造型与装饰的演变规律，又与艺术有关；要了解古代制瓷业的生产关系与瓷器外贸外销，则属经济学与中外交通史的范畴。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队伍的扩大，因而收获是可观的。

现就笔者阅读所及，仅把近廿年来瓷器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较为重要的收获和有影响的著作,择要述评如下。

第二章 实物史料的发掘与研究

史料，有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两大类，它们都是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依据。由于我国古代文人不重视生产实践，因而古文献中描述瓷器直接生产过程的著作就十分稀少。即使有少量的几种，多疏陋不全，精确程度就很有限了。那么，要揭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自然就需使用考古学手段来研究古瓷窑遗址与古墓葬和居住遗址中出土的瓷器。

古瓷窑遗址中的瓷器是古代手工业垃圾，可以说万难碰上一件完整的器皿，而只有残缺不全的废品。但由于这些废品能反映当时的产品品种且和窑具等生产工具堆积在一起，和作坊、窑炉的遗迹紧密相联，因而研究古瓷窑遗址，就比研究传世或出土的那些完整、精美而又脱离了生产场所的“孤独”的瓷器，更能揭示它的烧造全貌。

古墓葬、古窖藏以及古居住遗址中的瓷器尤其是纪年塞中出土的瓷器，虽有以上所述的一些局限，但它们却又可以作为比较窑址残器的时代标尺,帮助我们确定窑址层位的相对年代，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瓷器的销售与使用方面的一些情况。因此我国文物与考古工作者大都把瓷窑遗址中的遗物与古墓葬、古居住遗址中出土的瓷器结合起来研究。

据冯先铭同志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1期)一文统计，我国已发现的古瓷窑遗址约千“处”，遍布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由于各地的计“处”的方式不同，如浙江上虞以废品堆计“处”，景德镇则以自然村落区域计“处”，因而还有待作出统一规定，以便精确计量)。而古墓葬中出土的瓷器，据上海博物馆丁义忠、许勇翔等同志统计，自西汉以至清初，有纪年文字或在纪年墓中出土的瓷器已近二千件之多了。这些显然是陶瓷史研究工作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料。为了避免与冯文重复，这里仅就一些较为重要的发现略作介绍： 

浙江是我国青瓷的著名产地。五十年代以来，发现了重要的六朝青瓷窑址，1972～77年，又在上虞发现了三十余处更早的青瓷窑。由于窑址中的青瓷与东汉纪年墓出土的遗物相近，因而确定它们都属东汉中后期的窑业遗存。这些遗存又以小仙坛窑最为典型，考古界多认为它的产品已是“成熟的瓷器”。 

隋代是一个短促的朝代，隋代窑址在我国河北、河南、四川、江西、湖南等地都有发现。但以湖南湘阴窑最为先进，除制品制作规整、釉色滋润外，还使用了匣钵装烧，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使用匣钵的窑场。

唐代窑址发现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河南巩县窑、江西丰城窑。1976年对巩县大、小黄冶村窑灶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出土了大量盛唐时期的三彩生活器皿、小件雕塑和隋末唐初的白瓷④。近年，江西省博物馆在丰城罗湖发现了大型青瓷窑遗址,其唐代的堆积层极为丰厚。由于丰城在庸代属洪州，随着罗湖窑的发现，我们看到了陆羽在《茶经》中所述的洪州窑的面貌⑤。特别重要的是，1980年在河北临城的祁村、双井一带发现了唐代的窑业遗存，碗类的圈足多作玉壁形，瓷胎洁白致密，制作极为精致。我国陶瓷界、考古界均认为临城的唐代白瓷窑址就是著名的邢窑或邢窑的一个部分，揭开了长期不解的邢窑之谜⑥。 

耀州窑、定窑、龙泉窑、钧窑、景德镇湖田窑等古窑址的清理与发掘，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著名窑场烧造的上、下限以及各期产品的主要特征。四川省陶瓷史编写组陈丽琼、张俊等同志在1977年对宋代彭县窑进行了试掘，出土了极优的仿定白瓷和印花模。但奇怪的是,这么精细的瓷器竟然采用重合叠烧。尤其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宋代的石质陶轮，轮的台面上有一用于拨转的小洞，这是我国所发现的较早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手摇快轮。 1976年，山西陶瓷史编写组发现了北宋交城窑，该窑出土了不少铜红釉残碗(详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水既生同志《山西古窑址资料》)。1978年，在北京门头沟发现了辽代窑址，1977年，又对辽代规模最大、产品丰富的昭乌达盟赤峰缸瓦窑进行了调查②。窑址和辽墓中有不少白瓷出土，器型主要为碗、盘、注子、革囊壶等生活用品，亦有三彩器的烧造，似比宋代中原诸窑场更多地保留了唐代窑器的遗风。1976年，在银川缸瓷井发现了西夏窑址③。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刻有西夏文字的黑釉瓷罐，很可能就是这个窑场的产品。该罐肩部的去釉露胎处，残留着另一件器皿的少许器胎，这表明西夏窑场装烧瓶、罐等制品时也采用了重叠法(详文物出旅社《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六)这在中原和江南的同期瓷窑似不曾见过。西长治八义镇和河北、河南、山东的磁州窑系的金代窑场出土了不少釉上红绿彩绘瓷器④，证实了过去传世的某些所谓“宋加彩”瓷器，应属金代遗物。尤其是八义镇的红彩，鲜艳得令人惊奇。也许由于宋、金对峙，这类技法对南宋窑场没有影响，但在元代传入景德镇后，至明代中期就变成景德镇极重要装饰方法。景德镇后来生产的“明五彩”、“康熙彩”就是对金代釉上彩绘技术的直接继承与发展。福建、广东等地发现了宋元时代生产青白瓷和青釉器的瓷窑群，这些窑址的产品在东南亚等地大量出土，是研究陶瓷外贸外销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①。据《阳羡茗陶录》载，宜兴紫砂器起于明正德时的龚(供)春， 1976年，南京大学蒋赞初先生和有关同志在该地的一处南宋窑址中发现了紫砂器皿，揭示出著名的紫砂陶器早在南宋就有烧造(《关于宜兴陶瓷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史学论丛》1979年第二辑)。景德镇湖田窑与景德镇市内的几处元代遗址的清理与试掘，出土了许多枢府与青花瓷器②，由于这些瓷器与窑炉、窑具堆积在一起，有助于我们研究元代的枢府与青花瓷器特征的形成原因。 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厂遗址的钻探,取得了洪武至嘉靖的—些官窑残器。这些残器一般都不和窑具堆积在一起,很可能是落选后被砸毁的遗物③，它们一方面是鉴别明代官窑瓷器的极可靠的标本,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腐朽奢侈，把劳动人民的血汗当作泥沙挥霍的见证。有趣的是,1973年再次发掘耀州窑时，在北宋地层中发现了景德镇烧造的影青瓷器①，河南省博物馆发掘著名的钧窑时也有类似的发现②。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来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耀州瓷器，居然被当时人称作“越器”③，而南国的广东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则有仿耀青瓷的制作(奇怪的是它居然用氧化铜着色来模仿耀瓷的色泽)④;定窑白瓷上的双蛾纹与五代越窑青瓷上的刻花纹样一致；景德镇等南方南宋窑场使用的支圈组合式窑具与印花纹样又酷似定窑；湖田窑的元代灰坑中青花瓷器和磁州窑黑彩残片一道出土⑤；最近，江西省博物馆发掘吉州窑时，又在元代的遗存中发现景德镇烧造的枢府、釉里红瓷器。从这些瓷窑遗址的出土遗物来看，在北宋初期，南方窑场的先进技术曾影响过北方；在“靖康”以后，北方的先进技术又影响了南方窑场。这种南北影响和相互交流，使我国宋元瓷器既有不同的地方特点，又有极为一致的共同的时代风格。

从居住遗址和古墓葬出土的瓷器来看，浙江绍兴缪家桥南宋水井的发掘，证明南宋景德镇影青芒口瓷比龙泉青瓷在国内有更大的商业市场⑥，元大都居住遗址的发掘则表明大都居民主要是使用北方白瓷、龙泉青瓷，景德镇烧造的枢府与青花瓷器可能仅供贵族使用而居第三位⑦。江苏金团坛元代窑藏中，元青花大罐与有回历纪年的银盘一道出土⑧;国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元代窑藏既出土了刻有阿拉伯文的波斯嵌银铜碗．又出土了景德镇烧造的青花凤纹高足钵⑨。这一方面表明窖藏主人很可能是元末动乱中受到冲击的色目人,另一方面还意味着,景德镇早期青花瓷器可能是为了满足国内色目人的需要和销往伊斯兰国家而生产的。

江苏、湖北、浙江、江西等省的六朝墓葬中多有成组成队的青瓷出土,“几乎代替了陶器”⑩。“天堂的生活也是人世生活的反映”，从这一时期开始，青瓷己成为我国社会最普遍的日用品。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瓶、杯，虽被视为我国最早的“白瓷”○,但胎骨松疏，瓷化程度很差。临安晚唐钱宽墓、水邱氏墓＠中的刻有“官”字款并有金银釦的白瓷则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它一方面标志着我国生产的白瓷在晚唐已完全成熟,另一方面还反映当时贵族们根本就没有茶人陆羽的“贵青贱白”、“贵越贱邢”的审美偏见。江西九江元·延祐六年墓与景德镇后至元四年墓出土的青花瓷器都不甚成熟,看来那种器型硕大、构图严谨、用笔酣畅的元青花的烧造年代似有可能在这以后。①《文物》1977年第9期发表的李蔚然同志《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墓葬出土青花瓷器的年代》文，征引了许多明初文赋，认为在国际上号称“天下第一元青花”的明初功臣沐英墓出土的“肖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是洪武年间的制品，而不制于元代。边对于十四世纪青花瓷的分期，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新问题。②景德镇景泰三年、七年墓出土的瓷器②则展示出所谓空白时期民窖青花的真面貌。 

第三章 文献史料的搜集与考订

在六十年代以前，我国古陶瓷究研者多以现存的几本清代陶书(如《陶说》、《陶录》、《陶雅》等)作为研究对象。近十年，人们开始注意更早一些的文献。不少的同志对明代或明代以前的文献作过许多考证，为瓷器史的研究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们知道：今天的瓷字，虽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但《说文》中的瓷字为宋初人徐铉奉救补入，起码在许慎的时代是没有瓷字的。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发掘了举世闻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有不少胎质较为坚致挂有青釉的陶罐，罐中装有笋、梅等食品。已故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研究遣策时，考释竹简上的资字即指这类硬质釉陶罐,“资”即今天瓷器的瓷字③。诚如唐兰先生所述，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而且也被多数陶瓷工作者所接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青釉硬质窑器不仅在西汉墓中出土，而且也在东汉、三国时代的墓葬中大量发现。既然西汉初年的贵族已把这类窑器标作瓷，已经有“瓷”这个概念了，何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和两汉以至三国时代的著述中竞没有相应的反映哩?再联系简一五九“瓦资一”和简二二○“瓦替(费)”④,我们以为“资”在这里很可能只指陶罐的形状， 而“瓦”，则是质地的说明。比马王堆遣策稍早的文献《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的“瓦釜”，就是这类构词的形式。

1981年，《景德镇陶瓷》(总第十期)发表了关于蒋祈《陶记》的一组研究论文。其中《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一文，先从版本上考证把这一文献定为元代著作始于乾隆七年。嗣从“胎釉的制备”、“装烧与装饰特征”、“内销市场”、“并存竞争的瓷窑”、“瓷窑税制”、“职官”等各个角度把蒋祈的记述与宋元两代的有关文献、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发现蒋祈所述与元代不符而与南朱史实吻合。尤其是文中出现的“统制”与“经总”等职官只在南宋设置过，因而论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记述瓷器生产的专著不是元人著作，而是南宋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之间的作品。在瓷器史的研究中提出了新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同刊与《湖南陶瓷》(1979年l期)分别发表了白焜同志与傅振伦先生对《陶记》所作的注释。傅文以为《陶记》为元人之作，注释简洁明晰；白文则从《考辨》以为南宋作品，注释繁征博引，校文则综合历代版本择善而从，谨慎地订正误字，增补脱字。两文观点截然不同，对于《陶记》的研究均值得一读。 

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记述了吉州窑善制碎器的舒翁，尤其难能可贵的还记述了有名于当时的女陶艺家舒娇的名字。但是舒娇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呢?由于具体的时代不甚明确，人们很难继续深入研究。一九八○年，陈柏泉同志查检文献，在南宋人欧阳铁的《杂著》中找到了比曹昭早两个世纪的有关舒娇的记载，证实了舒娇的生活时代是南宋乾道间。这条文献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了解早期纹片瓷器的生产和女陶艺家的烧造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古陶瓷界以明吉州太守吴炳的《游记》为依据，多认为吉州窑在南宋末年就毁灭了。近年来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与国内的许多元代居住遗址和窑藏都曾有吉州窑黑彩器出土,那么,这些遗物究竟是元代还是南宋吉州的产品呢?于是吉州窑在元代是否烧造就成为极待研究的课题。1981年《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总第1期)《元代窑事小考》第四节征引元人吴澄《文正公集·赠东昌陶人郑氏序》与《元典章》中有关永和镇(吉州窑所在地)的税额、收税官资品等文献，论证吉州窑在元代不但没有毁灭,其烧造量还相当可观(仅次于景德镇窑)。否定了明人的记述。可以认为近年来元代遗存中出土的吉州黑釉和黑彩器，绝大多数是元代吉州窑的产品。 

《天工开物》是我国十七世纪初期的技术百科全书，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名著。该书《陶埏》篇《白瓷》条中关于青料一段的句读，却长期存在混乱。如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先生读为“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料。无名异出火似之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①显然中尾是把大青当作了青花料，文义与语法都极为不妥。《瓷器》1978年第3期发表了《“天工开物”中的“无名异”和“回青”试释》一文，作者刘秉诚 先生首先对回青(大青)的一般概念进行了考证，以为指以下四种实物：1．染料(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植物，属十字花科)；2．铜兰(兰铜矿——绘画颜料)；3．群青(佛青，阿富汗出产的天然青金石)；4．钴玻璃的着色剂(按：前三种经高温焙烧后都不能保持其固有的兰色)。联系“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他认为宋应星在这里使用的“大青、佛头青、回青(西域大青)”可能是指上述的第三种(ultramarine )。因而断句为：“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料无名异出火似,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逻辑与文章都较中尾先生的断句更为合理。《试释》又第一次征引正德十年(1515年)刊刻的《瑞州府志》中我国关于青花料的最古老、最明确的记载,再从矿物学和陶瓷工艺学上作了阐述和考证，不仅澄清了混乱，有助于理解宋应星的原意,而且还为我们研究青花的起源与明代中后期青花瓷器提供了极为科学而又丰富的资料。

《瓷器》1979年第3期发表的陈星同志《中国青花文化的创造和古代青花料的来源》一文，亦对宋应星关于青花料的一般记载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宋所说的回青、西域大青、佛头青均指青花料的“色标”，与刘秉诚先生的意见大致相同。同文又引用了云中尾万三《支那陶瓷的青料考》，《陶瓷讲座》，第九卷第35页。雄山阁昭和11年收版。南省志》、《明实录》和英、美等国的许多文献，对研究国产青料均富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刘汝醴先生从两宋人诗、词中辑录了大量的有关紫砂器的记载，给研究紫砂早期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①。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故宫收藏的浩如烟海的明清档案中辑抄了清造办处的档案，对研究清初景德镇御厂制度和珐琅彩的烧造以及唐英等人的督陶活动均有重大价值。冯先铭、李纪贤二同志查阅了各地的方志，摘录了一些志书中关于陶窑的记载，为日后开展古窑址的调查从文献学角度提供了线索②。



第四章 古陶瓷工艺方面的研究 

关于早期制陶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项重要的资料：

在这以前，论述我国古代早期制陶术时，都把主要焦点集中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上。1973年浙江省博物馆第一次发掘河姆渡遗址时于第四层出土了许多灰胎陶器，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7000年。李家治等同志对该类陶片进行显微观察，发现陶胎中有不少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他们认为是将植物茎叶燃烧炭化后再拌入泥料成型③。而我们则以为直接把细碎的植物茎叶拌入泥料成型的可能性更大(否则将难以在焙烧后的陶胎中辨认它炭化前的形态)。植物纤维的掺入，一方面可以使泥料减粘，便于成型，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制品在干燥收缩和低温焙烧时减少坼裂。这一发现，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早期陶器成型工艺的认识。因为如果把单一的粘土涂抹在编制的容器外壁，干燥收缩时极易坼裂，难以烧成理想的器皿。

1977年，河姆渡二期发掘时又于西南角探方第三层(约六千年前)出土了木质的圆形器，其上端台面的木纹与一些出土陶器底部的痕迹相近．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鸿勋先生鉴定为制陶的转盘④。过去人们对原始制陶器具只知道从慢轮到快轮的一个演变程序，随着该类器具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在有轴的慢轮出现之前，还使用过一种无轴、无固定圆心的转盘。盘的下端内收，便于旋转。它的应用，一方面表明先民们在盘筑陶坯时已不需时时变换位置，另一方面又揭示了陶轮发展——即慢轮出现之前的重要一环。

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硅酸盐化学工作者对历代的陶瓷器的胎釉组成与烧成温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与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他们在测试郑州商代前期遗址出土的硬质青釉器时，发现釉内CaO的含量高达20％，—判断是“石灰釉”。但由于除石灰石外，尚有含钙的粘土，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仅凭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就断定为石灰釉,显证据不足。1977年，黄石麟先生和已故的学者李锡经先生及山西的有关同志在发掘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址时，也发现了类似商城的硬质青釉器①，并在该遗址的住房中发现了“白灰面”。经对白灰地面进行测试，确定为石灰②。笔者认为：原始青瓷和石灰地面的发现,一方面说明了石灰作为釉的助熔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为釉的起源和发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因为沾有石灰的粘土掉入火坑容易变成钙玻璃体。也许是由于这一现象的启示，先民们才懂得应用这些物质配成了最早的青釉。石灰的发明与应用不仅与建筑史关系密切，而且对于瓷釉的发明尤具重大意义。

对钧窑瓷釉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另一重要获。1976年，山东淄博市硅酸盐研究所刘凯明等同志对宋、元钧釉进行了测试，认为它是一种液—液分相釉，其美丽的乳光和兰色是釉中的分相液滴引起的光散射效应③。此后，上海硅所又进一步作了测试，亦认为钧釉中Fe2O3，特别是P 20s对釉的二液相分离起着特殊的作用④。联系河南省博物馆发掘钧台窑时，在宋代地层中曾发现不少牛骨，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人配制这类特殊的瓷釉是靠掺入动物骨灰引入P2O5的。

1960年,周仁等同志测试景德镇古代瓷器时，发现其五代白瓷胎的化学组分与景德镇地区瓷石的平均化学组分较为一致，唯A12O3含量稍高一些，因此他推测这类白瓷可能是用瓷石一种原料或瓷石掺入少量的高岭土制作而成⑥。1981年发表的《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证：甫宋文献《陶记》记宋代景德镇陶工制备瓷胎仅使用“石泥”一种原料;文中所列瓷用原料产地，均为瓷石矿区，而仅瓷石一种原料又完全可以制成瓷器。因此确定：在宋代或宋以前的景德镇陶工仅使用单一的瓷石制造瓷器。由此可知，景德镇最早出现的洁白而透光度极为良好的符合现代瓷器标准的白瓷，是由瓷石制作，而和高岭土尚无联系。又，1981年刘新园、白焜同志在全国粘土学术会议上宣读的《景德镇高岭土应用史考》一文，考证高岭土在元代始引进瓷胎，确立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景德镇瓷器在这时才有了质的飞跃——由软质瓷逐步过渡到硬质瓷。该文还考证元代文献中的“御土”和明代文献中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而国际通用的Kaolin的命名地——高岭山的高岭土则开采于明万历间。1712年法国神甫殷宏绪著文把它的名称、形态与用途介绍到西欧，乾隆后期在国内始成为专门术语。

除以上陶瓷胎釉原料的研究之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还对我国著名的几种釉下彩和釉上彩料进行过测试。《中国陶瓷》1981年2期发表了陈尧成、张志刚、郭演仪《景德镇元明青花的着色和显微结构特征》一文，认为元代及宣德时采用的是低锰、低铝、高铁、高钴的青花料；明中期以后使用的则是经过精选煅烧的高锰、高铝、低铁、低钴的国产青料。作者注意到青料中铝氧的含量，比过去的测试更为细致。 又，张志刚、陈其兰、张福康同志测试清代釉上彩绘瓷器，发现康熙珐琅彩的助熔剂为硼、铅，其黄彩的着色剂为锑、红彩为金，并采用氧化砷作乳浊剂。在化学组成上和我国传统的以铅作熔剂的明五彩和康熙硬彩差别很大，联系清造办处档案，应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珐琅彩料①。

在六十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除了以古陶瓷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之外，还注重古代窑炉遗迹的发掘和窑具方面的研究。

在窑炉方面，继五十年代发现东周战国时代的后壁带有烟囱的馒头窑以来②；1977年在浙江上虞发现了东汉烧造青釉器的龙窑③；近年来又在龙泉发掘了宋元时代的龙窑④；广东潮州、惠阳北宋窑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阶级窑⑤；湖田窑发掘的元代折腰窑是今天镇窑(蛋壳窑)的前身，其明中叶的马蹄窑与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中记述的“青窑”的形制一致，而葫芦窑则与《天工开物·陶埏》中的插图吻合⑥。如果从窑的形制这一角度观察，似以景德镇的变化得最快，而以浙江最为保守。 

在窑具方面，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隋代湖南湘阴窑是我国最早使用匣钵的一个窑场。我们知道，匣钵，是陶工们为了提高产品的烧成质量，充分利用窑室高空装烧制品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辅助工具。它的出现，无疑是陶瓷工艺史上的大事，又是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最明确的标志。但令人费解的是，浙江境内的同期窑场为什么不见这类窑具呢?《考古》1974年第6期发表了《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一文，作者在文中根据遗物复原出一种“支圈组合式的覆烧窑具”，这种窑具具有匣钵与垫饼的双重作用，使用它装置制品，比使用匣钵提高窑室竖向堆叠密度约4．6倍，节约燃料四分之三，它的出现是我国窑具史上最大的—次改革。由于景德镇的这类窑具师法北宋定窑，因此该文对于我们了解定窑的装烧技术以及定窑与景德镇窑的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1980年，刘新园、白焜同志在景德镇湖田窑发现粘连而密封的北宋多级覆烧垫钵的垫阶与瓷器的芒口间撒有一层针状粉末，怀疑为谷壳灰，他们提请轻工部陶研所赵达峰等同志进行化学分析与显微观察，证实了这一推断。谷壳灰的应用标志着我国勤劳勇敢的陶工们竟然在最易燃烧的有机物中找到了一种十分有效而又别致的耐火材料⑦。

同年，景德镇匣钵厂吴长济、胡冰淑同志分析湖田窑元代匣钵时，发现匣钵的化学组分中有3．67％的MgO⑧，其岩相中有—定量的堇青石，这样的匣钵要较以往不含镁的半硅质匣钵膨胀系数为低，热稳定性提高，延长了使用寿命。而国外人工合成堇青石材料却要晚到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