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瓷器史研究收获述评（下）

第五章 装 饰
中国瓷器不仅质地优良，而且在色泽、造型与纹饰诸方面尤具审美价值。但各报刊都很少发表论述陶瓷艺术的专门著作，因此这个范畴的研究仍然是极其薄弱的。就笔者阅读所及，有如下数篇值得介绍： 

《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二期发表的陈文华《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一文，认为南方几何印纹陶上常见的云雷纹、S纹，棱纹、回纹、波状纹、曲折纹、叶脉纹、三角形纹、编织纹、篦点纹、圆点纹、方格纹等，都是蛇的形状、动态、斑纹的模拟或简化。南方几何印纹陶上出现这些纹饰是与这些陶器的主人——古越族对蛇图腾的崇拜密切相关。这类纹饰的兴衰(新石器时代后期至西汉初)，与古越族的兴衰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是近年来研究我国早期陶器花纹的一篇颇有新意的作品。

《文物》1979年2期、1977年2期、1972年3期发表了李知宴同志探讨三国魏晋至唐代瓷器分期的三文①，他对这一时期的瓷器进行分类排比，指出了各期瓷器在造型、装饰等方面的一些特征。该文虽属考古学研究，但给研究瓷器艺术的同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

《文物》1980年ll期《湖田窑各期典型碗类的造型特征及其特征成因考》一文，把景德镇地区从五代至明代的各种碗类进行了分期比较，指出它们在造型结构方面的特征，并从生产、生活与审美要求三个方面阐述了造型特征的形成原因。对于研究工艺品的造型艺术和辨别遗物的相对年代均有参考作用。

1981年《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的《元代窑事小考》一文，考证了元青花上常见的六瓣花为桅子花，对美国波普博士的定名——“射干”，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栀子纹样的风行是和当时统治阶级信奉喇嘛教有关，指出元代的一些陶瓷纹样与宗教意识的联系。同文又论证元王朝设置浮梁瓷局，大量烧造卵白釉瓷器，是出于“国俗尚白”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元代风行白瓷与蒙古民族的某种特有的爱好有关。

《文物》1979年第八期李纪贤《康熙五彩耕织图纹瓶》一文，考证了瓷瓶上的耕织图与焦秉贞的绘画非常近似，而焦秉贞的耕织图完成于康熙35年，指出具有同类纹饰的康熙瓷器当受焦图的影响，应制于康熙晚期。有力地证实了清初瓷器的部分纹样，很可能由宫廷画师设计,并对康熙瓷器的分期极富参考价值。

最近李泽厚同志在《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顺及瓷器艺术时，谓:唐代瓷器有华贵的异国风，宋瓷则一色纯净。而明清瓷器则精细俗艳，它们与明代市民文艺相近，以另一种方式指向了近代资本主文。 

1979年，南京博物院刻印了主志敏先生的《学瓷琐记》一书，该书约三十万言，叙述了商中期——晚清各期陶瓷器的胎釉、造型、花纹以及款式特征。作者特别重视景德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断代，对于青花花纹的分类、排比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虽然不无商榷之处，但资料丰富、分析细致，且富于创见。对我国文物考古界以及工艺美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硅酸盐学报》1978年第6卷4期和1979年第7卷1期连续登载的邓白同志《略谈我国古代陶瓷的装饰艺术》一文，也曾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第六章 关于制瓷业经济形态与外贸外销瓷的研究

尽管瓷器生产在很早的年代(起码在隋唐)就是商品生产了，但人们对这个行业在唐以后各个时期的经济形态方面的特征很少考察。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史学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何时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才把注意力集中到景德镇和石湾陶瓷业。多数人认为景德镇明清之际的民营窑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了。近二十年来虽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但多数作者在观点与史料的搜集方面均无显著的进展。
唯潘群同志的《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一文①则比以往的作者更重视御器厂的生产关系，重视行会作用的考察。作者认为：“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官窑’仍占主导地位，还没有摆脱劳役经济的束缚，而受着劳役经济的支配。同时，就‘民窑’内部来看，还受着行会层层的束缚，使工匠不能自由出卖劳动力并使之成为商品。‘民窑’行业的众多，并非是建筑在商品经济发达基础上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而是行会分裂的结果。这种行会手工业，不仅妨碍扩大再生产，而且墨守成规，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过，在文献史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有关遗迹与遗物的考察似乎更重要。如果研究者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著名瓷区的窑业遗存的话，将有可能比单一的文献研究取得更大的收获。

关于外销瓷的研究，长沙窑是唐代的一所不见诸文献，但影响又比较大的窑场，它的贴有印花泥片与釉下褐、绿彩饰的瓷器，曾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西亚一带都有发现。肖湘同志的《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一文(考古学报1980年第一期)介绍了带有纪年的窑具与器物。并认为该窑兴烧于唐，式微于五代，以唐元和——五代为其兴盛期。以上各地所出之瓷器，当为铜官窑在这一时期的产品。李德金等同志撰写的《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2期)一文，将国内有相对年代可考的瓷器与沉船遗物进行比较，认为沉船中的瓷器为元中后期的产品；徐本章等同志《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考古》1979年2期)结合窑址介绍了德化外销瓷在“宋元时代以青釉和青白釉为主，其中以青白釉为多。明代以白瓷为主”。并介绍了外销瓷的品种和品名。夏鼎先生的《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一文(《文物》1981年5期)，征引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介绍在18世纪的一百年间，我国瓷器输入欧洲六千万件以上，其题材则可分四类(纹章瓷、人物画瓷、船舶图、花卉)。并通过瑞典所藏中国瓷器；论证了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瓷器彩绘，采用了“泰西”画法，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见证。

第七章 三次学术讨论

近二十年，我国学术界围绕着陶瓷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了三次讨论。一次是瓷器的出现年代问题，一是传世哥窑问题，一是青花起源问题。其中以瓷器的起源持续争论的时间最长。

一、关于瓷器起源问题

我国考古工作者很早就在西周遗址中发现了器胎灰青、坚硬致密、挂有一层透明青釉的窑器，人们都把它叫作“釉陶”。以后，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中又有这类遗物出土(近年来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又发现了类似的遗物)。1960年，安金槐同志即撰文阐述这类遗物就是瓷器①，其理由为：其器胎是由高岭土制作的并且有釉。其他的同志则以现代瓷器的器胎必须具有半透明感为依据，仍认为这类器物应该是釉陶或硬质釉陶器。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半瓷半陶器，于是争论就展开了。

我们知道，在国外，窑器一般按其胎质大约可分如下三类：器胎疏松而吸水的称陶器，器胎致密而不透光者称炻器；器胎吸水率小于0.5%，在厚八毫米的情况下仍然有透光感的称瓷器②。如果按今天助习惯，把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釉器和商周时代的同类器物归入炻器类，就可不必争论了。但是我国历史上只有陶和瓷的两分法，而没有炻器这个概念。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在古陶瓷研究领城引进西方的分类法，除景德镇十世纪前半期以后的产品外，极负盛名的越窑、龙泉窑、汝官窑、吉州窑以及在历史上都称瓷器并久享盛名的北方诸窑产品，就只能算作炻器了。这是我国人民不习惯接受、也是难以接受的。然而新石器时代、殷周时代的青釉器与无釉的陶器乃至施有低温铅釉的陶器有质的不同，但是它又毕竟不能与魏晋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青瓷和白瓷相提并论。如果把前者说成瓷器，那么我国陶瓷史上的极为辉煌的时代唐宋——特别是宋代的窑业成就有何进展之可言呢?结果考古学上的争论，实质上就变成了窑器分类标准的争论了。后来几经商榷，学术界使用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概念——即60年代以后出现在考古界的所谓“原始瓷”。由于这个概念经常被考古界使用，甚至外国学术界也有了相应的译名，习惯成自然，既然多数人都习惯了，争论也渐渐地平熄。

新石器时代以至殷周的青釉器是陶还是瓷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但在争论过程中把硅酸盐化学与工学家吸引到考古界来，他们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对该类窑器以至历代瓷器作了测试,取得了很多数据，这一工作远比瓷器概念本身的辩论更有意义。在这次争论中，各界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其中我们以为刘秉诚先生《我国陶瓷的起源及其发展》③、《略论我国魏晋以来习称为瓷的胎釉》④两文比较能够为大家所接受。作者以大量的分析数据为依据，结合出土遗物与文献，论证我国瓷器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飞跃。一次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即人类为了实用的要求发明了带釉的窑器；一次是魏晋之际，有意追求釉的光洁润泽的似玉效果，在釉的组成和厚度上均有所改进和飞跃，其“赋与人们的印象也近似于近代瓷器的观感”。同时潘岳的《赋笙》已有明确的瓷字。把瓷器的出现定为三国魏晋之际，和文献、遗物的外观与胎釉的化学组成(其胎釉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近代国际上较为通用的瓷器胎釉组成范围)都十分吻合；第三个时期是唐五代时期，自景德镇的透光度良好的瓷胎的出现，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白瓷》中谓：“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为标志，我国瓷器完成了第三个飞跃，即进入到追求瓷器的胎质美了。他的这些论点以古人(起码是明以前的人)论瓷“重釉不重胎”最有说服力，因为宋代最著名的汝窑——古今人都极备推崇的名窑的遗物就是以肥美的釉层唤起人们的美感。人们欣赏汝瓷之美，从不嫌它不具透光感的器胎，而只有在明以后，人们谈论窑器时才追求胎的玉质感。这些看法是接近历史真实的。1978年人们测试浙江上虞小仙坛窑的东汉青釉窑器残片时，发现其器胎有微弱的透光感(0.8毫米)，烧成温度1310十20℃，并以此为标志说成熟的瓷器出现于东汉①。鉴于该残片釉中的CaO高达18％以上，胎中的Al2O3仅17．47％，而Fe2O3、TiO2、K2O、Na2O等熔剂共约6．5%，胎、釉的正烧温度似乎不高,而测试其原烧成温度却高到1310度左右，似有可能是一件倒窑过烧的废品。即使器胎的薄片有微弱的透光感，但并不一定能够说明当时的成品所具备的共同特征，其时人们的审美趣味还未发展到追求器胎的透光感。因而把瓷器的出现暂定为三国魏晋，似与文献和遗物联系得更为紧密。

二、传世哥窑问题 

现今世界各大博物均收藏一批米色或粉青釉的通体开片并有紫口铁足的瓷器，据说这就是明代人所说的宋时五大名窑之一的由章生一在琉田烧造的哥窑器。1960年，浙江省博物馆发掘龙泉窑时，虽然获得了一些黑胎纹片残器，但却没有在窑址上发现一片与传世哥窑相似的瓷器，他们大胆地提出了传世哥窑很可能不是龙泉窑的产品③。于是周仁等同志把传世哥窑器与龙泉黑胎纹片器作了对比测试，结论谓其化学组成分与龙泉器不同而与景德镇雍正仿哥窑器近似④。近年来陈显求等同志发表的测试报告又谓“瓷釉中晶相的定性结果表明哥窑与(龙泉)青瓷是相同的”⑤。究竟相近不相近呢?学术界尚难定论。有不少的同志纷纷查检文献，但谁都没有在宋代文献中找到哥窑这个词汇⑥。既然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何以宋人无只字提及?而既非大窑又非名窑的景德镇青白瓷则屡见于宋人著述。这一切表明，明代人的记述是不甚可靠的，所谓五大名窑说很可能是明代古董界的臆造。尽管传世哥窑器窑口不明，时代存疑,但浙江省博物馆敢于怀疑的精神是可贵的。

三、关于青花瓷器发明问题 

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L.A.Pope)以大卫德收藏的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瓷瓶为标准,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的青花瓷中提取出一批具有类似风格的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以后,世界古陶瓷研究界卷入了元瓷研究的热流中。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精美的,但是它是怎样出现的呢?由于长沙铜官窑在唐代生产了釉下彩瓷,毛文奇先生曾介绍香港冯平山博物馆藏有唐代北方窑的带兰斑的白瓷三足鳆①,扬州唐城遗址又有带兰彩的瓷枕残片②出土,浙江龙泉宋初金沙塔出土了兰彩碗的残片,唐昌朴同志还称在吉州窑发现了可以确定为宋代的青花小碟③。于是有些人认为景德镇的元青花来源于吉州,吉州来源于浙江,浙江兰彩则是来源于铜官窑。于是我国青花瓷器则是从唐而宋而元,源远流长、延绵不断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的《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以文,论述了销往伊朗、土耳其的大件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为画局设计，浮梁磁局烧造，其青料与使用青料的技法均来自将作院，因为该院拥有许多波斯工匠并储存着各式各样的从西亚进口的矿物颜料。该文认为：元青花和所谓唐、宋兰彩没有直接联系，它主要是元廷或帝室为了下蕃牟利而生产的外销瓷。文中观点积引用的材料与以上各说均不相同，它的发表将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

第八章 小 结

综观近廿年发表的有关报告和论文，我国陶瓷史研究领城内取得的成绩是极为可观的，但又是不平衡的。其中以古窑址的考察与古工艺和古文献方面的研究收获较大，而以陶瓷美术与制瓷业经济形态和外贸外销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如下的一些印象： 

带青釉的硬质窑器延续烧造时间最长。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到唐以前，在胎釉方面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变化而已。一般来说，东汉以前产量并不大，东汉以后始成为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产品。 

白瓷自公元575年(范粹墓)出现以后，至唐代始有影响，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从考古资料来看，唐代青、白并存，唐人是邢、越并重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睡后茶兴亿杨同州》一诗谓：“白瓷瓯甚洁”，说明了白瓷在以后的岁月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在于它最适合制作饮食器皿。 

宋代南北名窑林立，各窑的烧造水平在11世纪后半期至l2世纪前半期都有明显提高，工艺技术丰富、精湛，可谓各有千秋。其时皇室所用窑器兼收并蓄，并不专宠一窑，应该说这一时代是一个没有烧造中心的时代，也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的极为辉煌的时代。 

综观我国已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古瓷窑遗址，可以看到以宋王朝的民间窑场的窑业垃圾最为丰厚，这显然是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产物。看来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如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宋代民营窑业的遗迹(尤其是作坊遗迹)研究，似有可能取得新的收获。 

从元代开始，以“浮梁瓷局”的设置和青花白瓷的出现为标志，景德镇瓷器一直都是元、明、清三代技艺水平最高的产品。我国唐宋以来的优秀的制瓷技术在这个地区得到了保存和发展；国外的一些有用的材料与工艺（如元代用波斯青料彩绘青花瓷器，清代从瓷胎画珐琅到粉彩瓷器的生产）被这几的陶工所吸取和发扬，景德镇这个江南偏远山区的“没有城墙的”小镇，。也就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城了。如果说我国宋代窑业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窑业，那么，宋以后的窑业则是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窑业了。探讨这个中心的形成是十分有趣的，其原因虽然复杂，但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审美情趣的变化以及“瓷局”和“御窑”的设置当不无关联罢！ 

丰富而又精美的中国古陶瓷，既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工业品”，又是当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喜爱的日用品和观赏品。只要研究者把目光从鉴赏家的多宝格转向古代社会，在上一个世纪还无人问津的古瓷窑遗址上的那些残缺不全的遗迹与遗物，就会变成记录古代社会生产技术与经济形态演变过程的档案簿；而古陶瓷上的那些特有的造型、色泽与纹饰除了唤起人们的美感之外，还倾诉着人类特定时代的生活习惯与审美趣味的变迁。三上次男先生曾沿着中国陶瓷碎片发现了一条古代东、西文明交往的道路；我国的探索者也将有可能在另—条崎岖的道路——历史与科学的道路上，发现中国古代陶工们的智慧与血汗，苦难与幻想，找到产生中国陶瓷之美源泉和动力。我们期待着一部和古代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的陶瓷史、一部活生生的陶瓷史。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五月修改
附记：

本文仅对近二十年来我国有关古瓷的论著作了些粗浅的介绍，除与古瓷关系密切的问题，如釉与陶轮的产生外，一般不涉及研究早期陶器的著作。 

本文为应轻工出版社之约，给该社即将出版的《中国的瓷器》(修订版)一书而撰写的专文。由于完成于车船旅舍，资料也仅限于平日的读书卡片与札记，再加上笔者学识浅薄、阅读面狭窄，文中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给予指教。 
(此次发表稿仅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些调整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