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自然审美意识的支配，人们在瓷器发明后的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对青瓷情有独钟。尤其是金玉满堂却欲壑难填的统治者，还常常用青瓷来点缀他们的奢靡生活。这一历史至迟在三国中期便已肇端。五代以前各地主要以土贡方式向朝廷进贡瓷器，所以各类瓷器但求精美，而在制作上并未受到朝廷的严格规范。五代时期，随着地方政府频繁地以特贡方式进贡瓷器，统治者对瓷器的主动或被动的关注程度也不断上升。相传，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时，掌管窑务的官吏向他请示拟烧瓷器的颜色，他批示道：“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假设确有其事，但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制瓷技术绝不可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在一夜之间跃升为另一种十分理想的新工艺。考古资料也表明，在五代晚期的青瓷制品中，尚未出现施天青釉的品种。北宋中期以后，越窑开始衰萎，朝廷便将目光转向北方窑口，命令汝州烧制“青窑器”，包括耀州窑在内的北方青瓷窑场因此而更趋繁荣。这个时候各窑所烧的青瓷，主要仍是类越的透明釉品种。然朝廷对青瓷生产的重视，加速了新工艺的孕育，终于在北宋晚期的“政和间”朝廷亲自立窑烧瓷时，成熟的“雨过天青”釉色的瓷器应运而生了。这类青瓷中釉层乳浊而不开片者，成为帝王贵族的最爱。宋室南迁时，北宋官窑的制瓷技术也随之传入江南，从而拉开了多姿多彩、绚丽辉煌的南宋官窑的历史帷幕。
与北宋官窑一样，南宋官窑的发展也经历了地方政府受命烧造和朝廷掌窑制瓷两个阶段，即南宋官窑由州府一级的官窑和朝廷的官窑两部分组成。据《中兴礼书》和《负暄杂录》等古籍记载，南宋时期州府一级的官窑有越州府（后改为绍兴府）监控的余姚官窑，平江府督烧的平江官窑，临安府管辖的内窑以及续窑、乌泥窑，而朝廷设立的官窑惟有郊坛下官窑一座而已。南宋前期，宫廷用瓷主要由州府一级的官窑供给；南宋后期，郊坛下官窑承担了御用瓷器的烧制任务，同时，州府进贡的瓷器则成为宫廷用瓷的重要补充。从已发现的余姚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看，南宋宫廷用瓷中的乳浊釉青瓷，在南宋初期至中期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现了由单层釉和浅灰色胎转为二层或二层以上釉和深灰色或黑色胎的变易，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惟一理由是黑胎衬托下的乳浊釉更具有碧玉的质感。当郊坛下官窑生产这类碧玉般的青瓷时，浙南山区的龙泉窑亦成功地烧制了风格相同的黑胎乳浊釉品种，其产地在大窑、溪口等处。笔者在大窑考察窑址时，曾两次见到黑胎瓷残片，釉层滋润而不开片，做工极精，但为数甚少。溪口窑址遗存的黑胎瓷残片数量较多，釉面普遍开片，总体质量略逊于大窑的同类产品。过去，人们认为龙泉窑的黑胎瓷是仿郊坛下官窑的制品，并被排斥在南宋官窑范畴之外，如今看来，龙泉大窑、溪口等地，实为受处州府监控的龙泉官窑所在，它烧制的黑胎瓷洵属“县官未尝见”的宫廷用瓷。
龙泉窑黑胎瓷就像其他州府一级的官窑产品一样，进贡所剩的便被高价出售，故在南宋都城临安及富豪麇集的扬州等地的遗址中都曾出现过龙泉窑黑胎瓷的倩影。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７日，笔者在日本镰仓考古学研究所参观时，手直树所长陪我进入标本库观看了镰仓时期都城遗址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陶瓷残片，其中有许多南宋晚期至元代的龙泉窑青瓷碎片，素面的、贴花的、刻划花的、印花的皆有，质量很高，然仅见一件黑胎瓷茶托残片，其余的均为白胎瓷。由此可知，龙泉窑黑胎瓷的价值颇高，它在外销瓷中所占的比例极小。或许有人认为官窑瓷器是绝对不可能作为商品出售的，因而龙泉窑黑胎瓷不属于官窑范畴。但是，古籍清楚地记载着北宋官窑——汝窑产品“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甚至连宫廷储存的御用瓷器亦可“估价出卖”。出土资料则表明，官窑（尤其是州府一级的官窑）制品不仅少量地以商品形式流入权贵绅士之手，而且还被远销到亚、非各地。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Ｆｕｓｔａｔ）出土的定窑“官”款白瓷残片，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唐代沉船中遗存的“进奉”款白釉绿彩盘，都是这一史实的无可辩驳的铁证。所以，不能因龙泉窑黑胎瓷曾偶尔徜徉于宫廷之外而抹杀它的官窑属性。
有关龙泉窑黑胎瓷的另一个混淆是非的问题便是所谓“哥窑”的传说。“哥窑”之名源于“哥哥洞窑”，它本与龙泉窑毫无关系。最早述及“哥哥洞窑”的是元人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该书记载“哥哥洞窑”的产品“绝类古官窑”，这说明此窑所烧器物是完全仿照宋代官窑瓷器的。在明初成书的《格古要论》中，“哥哥洞窑”已被简称为“哥窑”。至于“哥窑”的地点，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说在杭州凤凰山下，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之记载与此相同。１９９６年，人们在杭州凤凰山发现了一处烧制黑胎青瓷的古窑址，据笔者考证，该窑正是元人孔齐记述的“哥哥洞窑”。从窑址废弃物的情况并结合文献记载看，“哥哥洞窑”在元末烧制“土脉粗燥，色亦不好”的瓷器时，其衰亡的丧钟已经敲响。大约过了一个半世纪，人们将“哥窑”与龙泉窑牵扯到了一起。明人陆深，为弘治十八年进士，嘉靖十六年任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卒于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他在《春雨堂随笔》中写道：“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编成的《浙江通志》云：“龙泉……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郎瑛在《七修类稿续稿》中对“哥窑”作了这样的叙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油水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文，号曰百圾破。龙泉窑至今温、处人称为章窑。”此后各书凡谈及龙泉“哥窑”的，或繁或简，均为鹦鹉学舌，并无什么新意。若将上面三条记载加以比较，便可发现疑窦。在《春雨堂随笔》的记载中，章氏兄弟为“宋时”人；生二所烧青瓷的价值，高于“哥窑”产品，属“官窑之类”；“哥窑”的定名，是由于“生一所陶者色淡”，而不是因生一为哥哥的缘故。《浙江通志》的记述，简约而含糊，既“未详”章氏兄弟为“何时人”，又不提起“哥窑”与“生二窑”产品的特征，还把“兄”与“哥窑”联系了起来。《七修类稿续稿》的文字虽比《春雨堂随笔》和《浙江通志》详细得多，但在内容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宋时”写成了“南宋时”；“主琉田窑”变成了“各主一窑”；“生二窑”改成了“龙泉窑”；生一掌烧的窑之所以叫做“哥窑”，不是由于所烧青瓷的釉色淡，而是因生一为兄之故。以上三部在嘉靖四十五年前短短的数十年间编撰成的书籍对“哥窑”描述的这种差异，反映出这些笔录没有纪实性，倒有明显的臆测和杜撰的成分。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成书的《格古要论》的“古龙泉窑”条中，只字未提“哥窑”；《新增格古要论》的“古龙泉窑”条中，文字有所增加，说法也具差别，然仍不见“哥窑”的一鳞半爪；在弘治七年（１４９４）完稿的《菽园杂记》所转录的《龙泉县志》关于龙泉窑的详细记载中，也丝毫不见章氏兄弟的踪影。由此可见，龙泉境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哥窑”。龙泉古窑址的考古资料亦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龙泉“哥窑”是谁编造的呢？据刊于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的《天工开物》记载，龙泉“哥窑”之名当为“古董行”附会而成。明代中晚期人们为何要做这种移花接木的事呢？我认为原因有三点：（１）南宋龙泉官窑黑胎瓷的釉面特征与杭州凤凰山元代“哥哥洞窑”早、中期的产品非常相似，这类瓷器流传到明代，世人已难辨彼此，故只得以“哥窑”称之。（２）至明代中晚期，“哥哥洞窑”已倒闭１５０多年，荆棘遍布、杂草丛生的窑场废墟早已被人遗忘，此时，曾烧制过黑胎开片瓷器的龙泉窑尚在生产商品瓷，这便引导拥有或喜爱黑胎青瓷的人朝浙南山区追本溯源。（３）明代景德镇等地的窑口大量烧造仿“哥哥洞窑”制品的开片瓷器，它们在当时被统称为“哥窑”瓷器，但这些瓷器的外观特征与南宋龙泉官窑和元代“哥哥洞窑”的黑胎青瓷截然不同，于是，古董商和部分鉴赏者自然而然地把“哥窑”这顶桂冠戴到了龙泉窑头上。时至今日，理应彻底摈弃龙泉“哥窑”这一虽神奇动听却子虚乌有的编造的故事，还龙泉官窑以固有的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不能再以讹传讹、贻误今人和后人了。王巍在《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８期《出云与东亚的青铜文化》一文说，日本弥生时代出土的铜剑、铜矛和铜铎的祖源都可以追溯到中国的黄河流域，它们首先被传播至辽宁地区，形成了以辽宁式铜剑、铜斧和粗纹铜镜为代表的铜器组合和独特的风格。随后，它们被传到了日本列岛。开始它们都被用作实用器具，后来，铜剑和铜矛、铜戈相继大型化，演变成为祭祀用具。出云地区荒神谷和岩仓的青铜器窖藏便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和例证。
对于它们的产地，相对较为复杂。荒神谷遗址出土的铜矛很有可能是在九州北部制造的。铜剑有可能是在出云地区制作的，但这只是推测。铜铎有可能是来自锏铎制作和使用的中心——近畿地区。
作者还说，将出云地区青铜器埋藏与中国境内发现的上述青铜器窖藏相比较，不难看出，其与黄河流域的窖藏差别较大，而与湖南一带的窖藏较为接近，特别是与湖南盛行的大型铜铙的埋藏相比，两者不仅在埋藏的位置方面较为接近，而且铜铎和铜铙都是形体逐渐增大，作为响器的功能逐渐丧失，演变成为纯粹的祭器。当然，两者之间年代相差上千年，不可能存在直接的关系，两者的相似性应当由于相似的信仰或观念所至。
黑胎瓷与所谓“哥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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