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的陶瓷造型艺术，
在继承明代传统的基础上有其独特的风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康熙瓷器造型的形制
清康熙时期，瓷器的造型在形制上较前代有显著增加，可谓"制作日巧、无物不备"。这时器物的形制，除了传统的碗、杯、盘、钵、瓶、罐、壶、尊等器皿继续大量生产之外，还出现了冠架、法器、灯罩、如意、鼻烟壶、臂搁等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文房用具和案头陈设等品种。同一品种不仅在样式上日趋丰富，显示出制瓷匠师在造型手段上不拘一格的构思。例如，与清代朝服马蹄袖相似的马蹄尊，有着满族人入关前随水草而迁徙的生活习俗的烙印。而且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使之具有新意。像凤尾尊就是明代花觚造型的演进，它变明器大口、鼓腹，其口颈外撇呈凤尾状，因此康熙朝的花觚亦称之为"凤尾尊"。
盖碗的盛行，是适应当时上层社会生活方式和风俗习尚的改变，在茶盏的基础上烧制的茶具。康熙时期的盖碗，带托者少，雍正以后，托子才普遍烧造，且形体多样，构成了日用茶具中三件套的配套器物。
套杯是圆器成型上的非凡技艺，为康熙时首创。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青花人物纹套杯"三只一套，套叠自如，足见其成型上的高度技艺。
攒盘是用以招待宾客时盛装果品的一种果盘，它由十或二十多块的几何形单体组成，这种器物的攒聚，要求达到单体之间弥缝紧密、浑然一体，其成型的难度不亚于套杯。
这时流行的奇特挺拔之多穆壶和贲把壶，乃康熙时期中原地区与边疆各族人民的频繁接触中，制瓷匠师为适应民族地区的风俗和宗教需要所烧制的器物。中原和边疆各族人民在器物造型上的互相渗透变异，体现了一种文化交流，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制瓷艺术中的反映。
造型严谨、精工细做
康熙瓷器造型最突出的特点，是制作极为严格、讲究。无论大件小器都制作精工、旋削认真，修坯一丝不苟。可以说康熙器物的造型口底、翻转，交待是最清楚的，为前代永、宣时所不及。而康熙瓷器即使是大型的器皿，那种影响器皿美观的接口痕迹亦基本消失。瓷器造型，对底部处理尤为严格、讲究。这个时期景德镇窑烧造的瓷器，碗类器皿的底足普遍采用挖足的手法。挖足不仅方便使用，也使造型显得更有神采。康熙瓷器的底部由于认真处理而出现的各种变化，更是成为后世进行鉴定的重要依据。盘、碗的底部大都制成光滑而滚圆的泥鳅背状，也有做成宽厚圈足和双圈足；瓶、尊一类的琢器底部，最外围旋进一圈，形成台状即俗称的所谓"台痕底"，是康熙瓷器的独到之处。
康熙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器，对原料的配比有一定的要求，胎土比明代瓷器采用了更多的高岭土，原料的处理也做到精细淘洗。康熙瓷胎，质白缜密、坚硬纯净，素有"糯米汁"之艳称。较明代瓷胎更加细腻、滋润，很少杂质，一般肉眼难以发现孔眼。瓷胎的组织致密、均匀，使胎质的比重大为增加，正是人们通常称赞的康熙瓷器"胎薄、份量重"。这时的器物体积也比较硕大。琢器中的大件，如尊、觚等，尺寸之大，胜过明代嘉靖、万历时期。
康熙瓷器的造型特点--阳刚之美
康熙瓷器造型的艺术特色非常鲜明，
风格挺拔、遒劲，体现出阳刚之美。这种美的形态，可以用"大"字来概括。器物体积硕大所唤起的是一种力量上的审美感受。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青花万寿字瓶"，高达82厘米。瓷器所具有的阳刚之美，更在于造型的挺拔、遒劲。这一时代风格的形成，从器物的形状来看，则是出现更多的方形器，如：蟠螭耳方瓶、方棒棰瓶、六方执壶等等。
这时的器物形体转折清楚、肯定，各部位间有明确的交接线，有清楚的线角变化。诸如观音尊、莱菔尊、荸荠扁瓶等，细部处理都一丝不苟。
当时新创的棒棰瓶最具有代表性。这种以形似洗涤衣服用的木头棒棰而得名的器物，虽有方、圆两种不同的外形，然它们颈、腹之间转折的线角都非常明确。使人感到硬挺而有力。因此，康熙瓷器造型艺术风格的形成，其形体结构也是产生这种美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康熙瓷器的线型较多地以直线为主。
陶瓷造型中，不同的线型，对人们所产生的情感是不一样的，直线给人挺拔、向上的感觉。康熙瓷器挺拔、硬棒的气势神韵，从线型的角度也体现出造型的阳刚之美。但是，并非僵直、板滞，而是在直线中寻求变化，以做到直而不板、刚中见柔。富有独创的方棒捶瓶更是运用方圆对比的手法，成为康熙瓷器烧造成功的范例。
陶瓷造型中的所谓直线，不同于几何学意义上的直线。康熙瓷器往往在直线中含有曲线的成分。这时的所谓直筒形的笔筒，其实它的立面轮廓线也微微内凹，而观音尊、花觚、圆棒捶瓶等，都是以直线为基调中保持有曲线的内涵。当然这种曲线的长度有限、曲度也很小，并不影响线型的主体所形成的特色，却体现出刚中带柔的风韵。
装饰与造型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任何陶瓷的装饰都要结合并适应形体的特点。康熙瓷器的装饰即密切配合造型，在艺术风格上两者完全谐调。康熙彩瓷生产中居主流的青花和五彩之瓷绘，以铁线描的笔线，匀挺有力地勾划纹饰的轮廓，而五彩的色彩更是不分浓淡地敷以各种浓重的原色，色彩单纯强烈，烧成后晶莹亮丽，有一种坚硬的感觉。总之，从笔线到色彩，康熙瓷器的装饰与造型相辅相成、紧密结合，使整体统一在同一基调之中。
陶瓷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它反映的时代精神虽不像绘画、雕塑艺术那样直接、具体，但亦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特征，并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如果说《康熙南巡图》一类的宫廷绘画。以形象手段夸耀太平盛世的辉煌、颂扬爱新觉罗·玄烨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所建立功绩的雄心，那么体现在陶瓷器物造型上的挺拔、遒劲的壮美之艺术特征，也是清代康熙年间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进取精神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在造型艺术上的相应表现，是清圣祖执政时期时代精神的能动反映。
由于是"奉命制作"，当时一些御用器物的造型，常常是规矩得近乎拘谨；严格得近乎束缚。这些作品既无实用意义，也谈不上审美价值。更有向主子奉迎献媚之意。如"福字壶"、"禄字壶"、"寿字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至于普通的食用器皿，这时更多地出现菱口、花瓣口形的盘、碗。这种过于矫饰的造型，失去了简洁朴素、落落大方的仪态。违背了实用原则而成为一种病态。 （原文刊载《收藏家》杂志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