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当阳峪绞胎瓷

　　焦作，因“焦家作坊”而得名，与陶瓷业的关系甚为密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而修武又是黄帝所封陶正（主管制陶之官职）宁封子之诞生地，是我国陶瓷文化根源所在。怀川大地，古属“三河”地区之“河内”，“九州”中央之“冀州”，太行山南之“山阳”，是黄帝统一中原、百族交汇融合、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

　　自古以来，我国陶瓷种类可谓洋洋大观，大凡陶瓷工艺，或色釉变化运用，或彩绘装饰、雕刻、镂空、捏制、圆塑，或由于火焰、火候、火温不同而发生釉料色彩之美妙变化，工艺体现尽达极致，各种造型种类不可胜数。在诸类陶瓷中，有罕为人知的独特瓷种，其品位超群，堪为诸瓷之首，这就是始于我国唐代的、将仿犀皮漆器工艺特点运用到瓷器制作中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瓷种———绞胎瓷。

　　绞胎瓷由两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瓷泥制胎，形成了不同色彩的纹饰图案，其色彩纹理使瓷质体现有着本质的不同，北方民间亦称之为“透花瓷”。这种本质内外变化如一的特殊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北宋时，绞胎瓷在焦作当阳峪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其他地方也少量生产这种瓷器。《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记载：“当阳峪窑，宋代北方民间瓷窑。窑址在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绞胎瓷釉色光润莹亮，装饰技法有刻花、半画半刻、填彩、三彩式绞胎等，其中以绞胎技法最具有当阳峪窑的独特风格。焦作当阳峪现存大宋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德应侯百灵翁之庙记碑》，是我国目前现存三大窑神碑之一，记载了当年当阳峪窑业之繁荣。碑文记述立庙之因：“……遂益蜀日发徒，远迈耀地，观其位貌，绘其神仪，而立庙像于兹焉。”“世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口……”由此可见当阳峪窑场繁盛之状况。

　　江南提举程筠为百灵庙作歌序，全诗34句（七言）。程筠是北宋景德镇管理烧瓷的地方官员，对当阳峪瓷器倍加赞赏：“当阳铜药真奇器，巧匠陶钓尤精致。三日不余方可热，开时光彩真奇异。铜色如朱白如玉。”由此可知当年当阳峪瓷技艺之精美。

　　上世纪40年代，日本考古学家小山富士夫在一篇考察焦作当阳峪窑的学术报告中指出：“在焦作古窑址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俗称为绞胎瓷的美丽瓷片，它是用白色的瓷土和红色的瓷土搅和在一起做成的。这种瓷器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陶工的作品。绞胎瓷不管是在部落里还是在古窑址都能发现……在修武窑既烧制唐代风格低温色釉的绞胎瓷，也烧制白色有点暗带点灰色的东西，一直被称为唐代绞胎瓷，其实感觉像北宋时期的瓷器。总之，修武窑烧了相当长时间的绞胎瓷。”他当时把修武当阳峪窑命名为“修武窑”。

　　著名陶瓷考古学家冯先铭先生和叶吉吉民先生在调查当阳峪窑时，把绞胎瓷工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绞胎装饰瓷器除当阳峪外，河南宝丰、新安及山东淄博也有发现，但都不如当阳峪的精致……”

　　著名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考察当阳峪窑时提出：“总之，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如此一个重要窑场，竟被忽略了。我以为，黄河以北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可与当阳峪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在漳河两岸）终逊当阳峪一筹。”

　　可见，当阳峪绞胎瓷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珍贵价值。史学专家对于当阳峪窑和绞胎瓷工艺失传之因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宋“靖康之变”后，随着北宋战乱、金兵入侵，当阳峪窑火衰退，至元时绝迹，绞胎瓷工艺由此失传。

　　198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两件当阳峪宋代绞胎瓷，引起中央工艺美院梅健鹰教授的极大兴趣，他亲临实地考证、试制，对失传的绞胎瓷工艺中几种不同的绞胎纹理进行开发，使其得以复苏。

　　2001年，河南省科技部门对焦作当阳峪失传的绞胎瓷工艺重新认定并高度重视，将其列为省、市科研攻关项目，对当阳峪绞胎瓷工艺进行全面开发。焦作市金谷斋文化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这一重要科研课题，通过科研攻关和反复试制，最终全面恢复了绞胎瓷工艺。

　　2003年2月，该公司在焦作当阳峪宋瓷窑遗址上创建了当阳峪绞胎艺术瓷博物馆，并独创出把绞胎瓷传统工艺与当代人的审美情趣融为一体的绞胎艺术瓷。

　　新开发的不同风格的绞胎瓷不仅工艺精湛，技法精巧，而且更具有艺术特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先生观后，挥毫题写下“中国绞胎艺术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