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件被称作“釉下彩盘口壶”的珍贵瓷器在南京雨花台一东吴墓葬中被挖掘出土，这件器皿随即在考古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似乎是跨越时空出现在一个“不可能”的朝代：它比已知最早的中国“釉下彩”瓷器还要早500年，并且，它出现在南京而非釉下彩的代表窑口（产地）长沙。
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间，尽管考古工作人员大量地寻找，都未能在南京地区发现第二件“釉下彩”，于是，学者专家一度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盗墓贼不慎遗留在东吴墓中的。
直到昨日，在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南京年会暨青瓷国际研讨会上，南京博物馆副研究员、考古部主任王志高用近年在南京六朝考古遗址中多次对“釉下彩”的发现，向世人宣布：三国时期的南京确实就是中国青瓷釉下彩的已知最早源头。
改写历史的“时空来客”
所谓“釉下彩”，是指在釉下先进行彩绘，亦即在胎体上彩绘之后再罩上一层无色透明的釉，以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把瓷器一次烧成的传统烧造工艺。釉下彩色彩光润柔和，清淡雅致，同时，由于色彩在釉下，瓷器不易磨损，更不易变色。
据介绍，长期以来专家一直认为唐代长沙窑是釉下彩烧造的源头。考古证明，由于釉下彩的色料要经高温烧成，能经受高温的色调并不多，所以在唐代长沙窑出土的釉下彩，多为简单的釉下褐彩，纹饰更是非常简单。这种釉下彩技术以后才逐渐发展为褐、绿两彩，而直到宋元以后，才出现了包括青花、釉里红、釉下五彩等在内的许多新品种，使得中国瓷器家族出现了一支新贵。
然而目前正在朝天宫南京市博物馆展出的在南京地区的瓷器“彩绘羽人纹带盖青瓷盘口壶”却唯独不在这个“常识”之内。它正是1983年发现于三国墓葬中的那件引起争论的瓷器。
这件器皿有着圆弧形的盖，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形状为三国至东晋时期常见。在它灰白色的瓷胎上，描绘满满的都是用褐彩绘就的图案：盖面上，两个人首鸟身的动物分别在一株仙草上方相对飞舞，仙草两侧各有一只动物；在瓷器的颈部，则还有七只异兽，除两只并列外，其余几只之间皆有形状相似的半身异兽图案；腹部，还绘两排持节羽人，上排有十一人，下排为十人，高低交错排列，空隙处绘有疏密有致、飘然欲动的仙草和云气。
整个瓷器的釉下表面都被仙草、云气等纹饰图案和仙人、异兽、佛像等主题图案装饰着。而青黄色的釉层则厚薄均匀，透明润泽，堪称一件将制瓷工艺和绘画艺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釉下彩”珍品。这件“釉下彩盘口壶”表明了，早在三国东吴末年，长江以南的南京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釉下彩瓷工艺。它比唐代的长沙窑整整提前了500年。
釉下彩“重现江湖”
但是，围绕这件珍贵文物的“意外”出现，专家们也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学术争论，因为某一类瓷器的出现，必然要伴随着大量的同类瓷器被发现以及烧制窑口的被证明，才能最终可以定论。遗憾的是，20年来，考古人员在南京以及周边地区挖掘的三国至东晋时期墓葬中，虽然出土了成千上万个青瓷瓷器，但是“釉下彩”再无踪影。
2004年以后，南京主城地区的六朝遗址考古却频频传来令人心动的消息：釉下彩“重现江湖”了！
2004年，在中华门秦淮河边船板巷皇册家园建设工地上，考古人员再次出土一件同样为釉下彩工艺的“釉下彩带盖双领罐”；无独有偶，2002年至2005年间，大行宫新世纪广场、南京图书馆新馆等六朝遗址工地上，也发现了数十件釉下彩，其中既有器皿残片，也有完整的罐、壶等。这些被发现的瓷器上，都内外绘满诸如联珠纹、斜网纹、水波纹、蕉叶纹之类的繁复花纹。尤其是完好的“釉下彩带盖双领罐”，这个带盖圆罐和1983年出土的“釉下彩盘口壶”工艺水平相当，在微微泛黄晶亮的釉体下，通体绘制着繁复奢华的云气、夔龙纹和异兽纹。这一批在20年后发现的釉下彩，无一例外都是厚胎壁、青灰釉，内外均绘满彩绘，花纹复杂，釉色晶莹。
令专家们欣喜的是，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釉下彩年代问题也终于获得了解决。
在皇册家园工地的那次发掘，与“釉下彩带盖双领罐”同时被发现的还有40余枚木简，木简上残留的字迹中有“赤乌元年”、“永安四年”、“建兴元年”等东吴和西晋的年号。因此可以推测，“釉下彩带盖双领罐”是东吴、西晋时期的旧物，距今约为1500年。
南京釉下彩应是最早官窑
这时隔20年的再次发现，终于证明了南京地区曾经比长沙更早地成为“釉下彩”的源头地，早在比唐代更早的东吴南京，就有了一批釉下彩瓷器了。
不过奇怪的是，釉下彩这门独特的瓷器烧制艺术为何在六朝时期的南京只横空出世了一段时间，就“昙花一现”而消失于历史舞台，最后让位于长沙窑的釉下彩呢？南京东吴釉下彩又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何是这么浓郁的图案装饰色彩？还有，烧制釉下彩的窑口的具体位置又会在哪里呢？
王志高也认为这些都是笼罩在南京釉下彩扑朔迷离的谜题。他认为，釉下彩的神秘出现和消失，可能和六朝初期的南京政治经济文化局势动荡不无关系。
王志高解释，东吴朝廷，偏南一隅，因此对中原正统始终有着一种积极的靠近心态，因此所有南京釉下彩都体现着一个思想：那复杂的祥瑞图案如凤凰、鸾鸟、仙人、龙纹、瑞兽，还有芝草等，都是东汉以来中原文化中盛行的天人感应的内容。
至于釉下彩的出现，王志高根据釉下彩出土地均为东吴贵族墓以及皇宫遗址等认为：“这是专为东吴皇室烧造的御用瓷器，也可以说南京釉下彩是最早的官窑。”王志高分析：东吴初年，孙权勤俭努力，国力蒸蒸日上，而到了末帝孙皓时候，却穷奢极侈，其兴造“昭明宫”的夸丽，催使了繁复艳丽的釉下瓷烧制工艺产生，并达到一定水平。但随着东吴覆灭，东晋带着正统的中原文化和简约自然的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入主南京后，这种浓腻的釉下彩绘也伴随着奢侈风逐渐消失了。
至于釉下彩的技术，王志高认为，对于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并不是十分复杂：因为在孙吴时期，江南地区的越窑青瓷技术已经日臻完美，达到了“似玉如冰”的程度，在釉下绘上色彩完全是可行的；此外，尽管南京釉下彩后来退出了舞台，但是另外一个类似的瓷器烧制技术——釉下点彩瓷器却在后来的东晋江南地区方兴未艾——这是否说明了南京釉下彩的“出路”？
王志高在青瓷国际论坛上对与会专家提出：如果能找到烧制南京釉下彩的窑口，这些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