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黄庭辉是在曙光瓷厂的办公室内，如今他是曙光瓷厂的厂长，但是聊起往日时光，黄庭辉说得最多的还是红星瓷厂，从1975年进厂到1996改制，从窑炉车间陶瓷二级工到1995年任厂长，黄庭辉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红星瓷厂。
对于黄庭辉来说，岁月是一条长河，河的那边，响着年轻时窑炉带班长的哨声；河的这边，他坐在办公室内，窗外偶尔响起汽车的鸣笛。只是这鸣笛再响，也掩盖不了那清脆的哨声。
红星瓷厂前身是建国初期的第一、第四陶瓷手工业合作社，1958年7月这两个合作社分别改为第十一、十四瓷厂，同年9月两厂合并为国营景德镇红星瓷厂。1975年，红星瓷厂17岁，这一年，刚进厂的黄庭辉21岁。
抛开那些喜人的产值数据和技术革新突破不说，当时的红星瓷厂，是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在这个21岁小伙面前？如今已过去30多年，但是从黄庭辉的描述中，还是能读到他当年的自豪与感慨。
瓷厂有工人1600余名，这还不包括附属大小集体的成员，厂里建有淋浴式澡堂，职工和家属都可以凭票洗澡；工厂配有可容纳近千人的工会礼堂，里面经常放电影，他刚进厂那会儿，就在那看了不少样板戏；厂里还配有交通车，接送住宿较远的职工上下班，同时还有保育院、小学等等；每到过年放假，厂里会组织车队将家在附近农村的工人送回家，来年开工，又去指定地点将他们接回。
每到用餐时间，厂食堂便是人头攒动，当时每个瓷厂食堂都有自己的特色菜，红星瓷厂食堂的米粉蒸肉就特别好吃。
刚进厂那会儿，黄庭辉是陶瓷二级工，工资是38.87元，当时他在窑炉车间工作，因为司炉工是特殊工种，因此还有一些补贴，包括营养肉、糖等等，在计划经济时代，仅这些补贴，就很可观。
红星瓷厂的烧成车间有2条隧道窑，其中3号窑80多米，而5号窑长40多米，是一条小型的隧道窑，另外还有一些圆窑包。黄庭辉烧的是3号窑，每天三班倒，每班的分工是这样的：带班长负责观察窑内的火势，窑炉氧化、还原、成瓷段的窑门都有专门的司炉工负责控制火候，仪表房内有一位专门看仪表的工人。
最开始黄庭辉负责的是氧化阶段的两个炉子，共四个炉门，分别在窑炉两侧，因此他上班的时候需要两边跑，同时还要协助仪表工负责进窑。
整个窑炉操作的命令都是由带班长发出，他脖子上挂着口哨，眼睛始终盯着窑里的火势，并以此判断接下来的操作，如果哪个炉子“漏火”或是需要加煤，他便会提醒相应的司炉工，因为窑炉车间噪音大，此时他便会吹响哨子，嘹亮急促的哨音便如军号一般，引起了整个车间的注意。
说起在窑炉车间上夜班，黄庭辉还提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那时有工人从家里带来钢制大饭盒，从食堂领了补贴的猪肉后，洗洗干净，放进饭盒中，加上水。晚上便将窑炉中烧过但尚有余热的煤渣铲出，围在饭盒四周，这样换了几次煤渣之后，饭盒内的猪肉便也熟了，第二天早上，正好带回去吃。
提起红星瓷厂，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厂里生产的高白釉茶杯，这款茶杯到底火到什么程度，从“等外优等”这个极具时代气息的词中便可以看出。黄庭辉说当时产品按质量分为优等、一等之类，而等外则说明产品有瑕疵，没有被列入等级内，“等外优等”，指的就是这些等外产品中比较不错的，当时人们说这是“等外头子”。就是这些差中择优的产品，依然有许多人求购，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到，需要找相关领导“批条子”。
黄庭辉在窑炉车间只待了两年，他因为表现突出，离开了生产一线，此后他先后担任了厂武装部干事、原料车间党支部书记、企业管理科科长、劳动人事科科长、副厂长直至厂长。在武装部工作期间，黄庭辉负责看管厂里武装民兵班的枪支弹药。每年拉练的时候，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比试射击，投弹，黄庭辉说大家在一起挥洒青春的汗水，这记忆很难忘。
1990年，黄庭辉担任红星瓷厂副厂长，分管生产经营，当时的行业情况已经出现疲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决定将厂里闲置的圆窑包利用起来。
1994年，黄庭辉担任红星瓷厂厂长，1996年上半年，红星瓷厂与其他三家瓷厂一起被评为“景德镇市扭亏增盈先进单位”，黄庭辉将所得1000元奖金捐给了厂保育院，1996年下半年，红星瓷厂改制，划小承包，自此走入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