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简历：
摩罗，原名万松生，1961年出生于江西都昌县乡村。1978年就读于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2年。199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分配到北京印刷学院任教。2004年3月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在2004年之前，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2004年以来，转而从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学的角度，关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重点关注中国社会的宗教资源及宗教前景。
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随笔以来，共发表文学论文约60万字、教育论文约20万字、思想文化随笔约80万字、小说散文约60万字、宗教文化学论文约10万字。出版过7部著作。主要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大地上的悲悯》、《六道悲伤》等。
摩罗印象：
我与摩罗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当时我在十八桥附近开一家书店，摩罗是我的顾客，他当时在都昌的一所农村中学当老师，到景德镇是来走亲戚的，他的姨妈一家就住在附近的戴家弄。
我们的交谈是从文学开始的，摩罗告诉我，就在不久前，他的处女作、一组六个短篇小说同时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该杂志的副主编、文学评论家周介人还特意写了文章推荐，这在一个文学盛行的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无尚的光荣，但摩罗对此却显得轻描谈写，他说自己在都昌的一个乡下教书，那里的信息十分闭塞，连省内有哪些文学刊物也不知道，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给当时影响极大的《上海文学》投稿，不想第一次投稿就被选用，这对于在文学这根独木桥上行走的千军万马，无疑是一个奇迹。
几年后，我去了南昌的一家杂志做编辑，周围有一批来自九江的作家，当时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摩罗，但主题不是他的文字，而是他自我“救赎”的传奇经历，摩罗与同在乡村中学任教的妻子，前后一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这之后，就很少有他的消息，而且那时的文坛也很落寞，自然对他少有关注。
大概是1998年年底，在书店见到了一套内蒙古出版社出版的“黑马系列丛书”，其中就有一本摩罗的《耻辱者手记》，书中有多篇文章与他早年经历有关，一口气读完之后，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晕头转向的呆坐了半天。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阅读体验并非我一人所有，余杰评介说：摩罗的文章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
摩罗是以思想者的身份重新在中国文坛出现，他的思想随笔“隐含着由文化到哲学,由思想到信仰,由关注社会到关注生命本身的质素。”（评论家语）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则评介说：摩罗将鲁迅之后中断的精神战士谱系续接上了。
此后几年，摩罗的大量思想随笔结集出版，之后又一度沉寂，回到都昌老家历时3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六道悲伤》。但摩罗在思想界、文学界的影响已少有人能及。
我给摩罗发去采访函后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复，他的第一句话让我感动：我还记得我表哥带我去看您的情形。时间快如闪电。20年过去了，我们又联系上了。
对话摩罗
记者？你第一次来景德镇是哪一年？这个城市当时给你留下了什么印像？
摩罗：我出生在都昌县的乡村，我的村庄处在九（江）景（德镇）公路的中间点上，到两头都是七十公里。两岁的时候（1963年），母亲带我走亲戚，第一次去景德镇。我的外公迁居到浮梁县，我的姨妈一家生活在景德镇市。那次游历于我全无印象。后来大约十来岁那年（大约1972年），跟着大哥去景德镇玩，住在姨妈家里。大哥那时在景德镇当学徒，学做木匠。
那是我有记忆以后第一次进入城市，只觉得比乡下繁华、新鲜。离开的时候，坐在班车上回首望去，感觉景德镇处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城里那么多高耸如云的烟囱正在喷云吐雾，十分壮观。念初中的时候我在作文中写了这种感觉，还受到老师的表扬。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这种烟雾给景德镇的居民带来多大损害。
记者：你最近一次来景德镇是哪一年？这个城市有变化吗？
摩罗：我在九十年代前期经常路过景德镇，搭乘火车去上海。那时候的景德镇，跟我小时候的印象相比，变化不是太大。我最近一次来景德镇是大约八年前，发现景德镇依然没多少变化。
记者：景德镇是你去过的第一座城市吗？他对你的生活产生过什么影响。
摩罗：景德镇是我到过的第一座城市。我上中学的时候还利用暑假到景德镇的建筑工地做过小工。我高中毕业之前连县城都没去过。我小时候对城市的理解和想像全都以景德镇为基础。所以，这是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座城市。
记者：在你的故乡，乡亲们是怎样议论这座城市的？
摩罗：咱们那一带的乡村，人们都将景德镇叫做“镇里”，也就是将它作为“城市空间”以及整个“城市文化”的代名词。孩子不小心打破一只瓷碗的时候，大人会说：“给你送上了镇。”因为所有的瓷器都来自景德镇，所以瓷器的破毁就是“送回了镇里”。另外，我们那一带的手工人，世世代代主要到景德镇、婺源、祁门那一带打工（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去沿海打工），几乎从来不到九江南昌等地打工。所以，小时候听大人谈论“外面的世界”，所谈绝大多数是景德镇和它的周边地区。那是供我们谋生的地方，印象中比都昌富庶。
记者：景德镇是都昌人闯荡的重要“码头”，它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吗？
摩罗：据说景德镇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都昌人的后裔，都昌人常常为此骄傲。我没有在景德镇生活过，无从判断它是不是一座包容的城市。
记者：你个人认为，景德镇是一座具有什么样气质的城市？
摩罗：景德镇一直到二十世纪中下期还是以传统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它的劳动力来源、劳动者观念、生产组织方式都跟乡村传统贴得很紧。但是财富的分配可能比乡村社会更加残酷。我猜测那种产业利润并不多，所以整个城市都很贫穷，那些工人跟农民一样贫困不堪。据外国传教士的记载，清代那里许多陶瓷工人去世后无钱安葬，只能扔进“万人坑”里。我的姨爹作为陶瓷工人终生住在木板挡风的简易房中。直到三十年前，那里的贫民还烧柴火做饭，我十来岁那一年还跟着姨妈上山砍过柴。
拿“大都市”的要求来衡量，可以说景德镇比较土、比较乡，可是我觉得亲切。景德镇千万不要为这“土”而自卑。那些跟农业社会具有密切联系的事物，我都觉得亲切。因为那往往是很人性的、很永恒的事物。工业文明只是人类的一场噩梦。
摩罗：如果我收藏瓷器，我一定会特别看重景德镇的产品，因为它们是有历史根源的。不过我除了书不再收藏别的。
记者：景德镇有众多的民间艺人和艺术大师？这些人中你喜欢谁？
摩罗：我对景德镇的艺术家太缺乏了解。我能随口讲出的名字只有书法家胡献雅和陶艺家朱乐根。我知道前者是因为在景德镇街头看见他写的单位招牌，感觉很有水准，我知道后者是因为他是我同事。
记者：景德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史会不会变成负担？
摩罗：如果要在世界上寻找一座仅凭手工产品就产生了最伟大的世界性影响的城市，我认为非景德镇莫属，而且似乎再也没有第二家。在西方启蒙运动之前，中国一直是西方人心目中富庶、美丽、幸福的天堂，景德镇的瓷器是激发他们这种想像的重要事物。所以，景德镇在中国历史上、中外交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化地位。中国具有源远流长而从未间断的玉文化和陶瓷文化传统。自从中世纪以来，陶瓷文化的优秀传统集中体现在景德镇这座城市身上。景德镇作为陶瓷文化中心，也是中国最早的出口产品基地，还是中国第一个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景德镇这个名字，在中国近古的国际贸易中具有象征意义。这么伟大的历史如果被看作负担，那只能说今天的人太没文化了。说到这里，真是无奈之极！
记者： 你对景德镇的文化如何传承有什么好的建议？
摩罗：百年以来，中国人为了富国强兵，一心跟着西方人追求GDP。这些年中国人的这种追求尤其如疯如狂。现在应该沉静下来，好好打量一下自己的家底。景德镇瓷器产业的传统积淀极为深厚，结合现代商业模式，将自己的历史传统做出品牌效应，应该具有操作空间。关键是需要文化眼光。
记者： 你想对景德镇的主政官员说些什么话？
摩罗：景德镇需要两种东西，一种是现代商业模式，这个需要学习；一种是手工瓷器生产传统和工艺传统，这个已经受到一定的破坏，应该好好恢复，好好发掘其价值。只要打好历史牌、传统牌，景德镇的产品将会具有巨大的文化附加值。
景德镇应该大力强调陶瓷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这等于强调景德镇在中国文化史和当下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意义。现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景德镇也许可以设法借助这种势头，引导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重温景德镇陶瓷文化的辉煌历史，从而争取将景德镇重新打造为最具有文化品位的陶瓷生产基地和陶瓷文化中心。
文化上着眼，产品上下手。也就是高处着眼，低处下手。
记者：你的《城里的姨妈》是我反复阅读的一篇文章，景德镇的底层生活被你写得如此真切，姨妈一家现在还好吗？
摩罗：谢谢您关注拙作和我的亲戚。我的姨爹姨妈早就去世，他们的子孙们正在景德镇过着最普通的底层人的日子，也就是那种辛劳而又贫寒的日子。我们很少联系，每年打一两个电话而已。但是我心里经常想着他们。
记者：你期待再次来到景德镇吗？
摩罗：我希望一两年之内有机会到景德镇和婺源去走走。估计这几年景德镇的街面有了相当的变化。但我并不看重这些变化。过多的高楼大厦只能说明中国的财富过于集中了。我希望那些财富也能向底层人的饭碗里流动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