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样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63年生于江西鹰潭。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从事新闻出版工作20余年。曾任中国文化报编委，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审。为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1998年在《中国文化报》成功策划并主持了20期大型学术对话“科学与人文对话”；1999年成功策划了在台北市举办的“两岸研究生1999新世纪‘人文与科技的对话’研讨会”。研究方向涉及历史学、科学人文关系学、艺术学、文化发展战略等。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儒学与现代化》、《图书馆喜忧录》、《“科学与人文对话”学术座谈会综述》等6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策划、主持、主编有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抗日战争史丛书》和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前者于1995年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后者于2002年入选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初选。此外还出版有《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科学与人文对话》、《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我的人文观》、《周国桢现代陶艺作品集》等。在中国美术馆等成功策划大型艺术展览十余次。
景德镇创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特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第一，景德镇具有非常悠久的陶瓷历史。尽管至今还没有有力的考古资料证明乾隆四十八年（1785年）所修《浮梁县志》中“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是否属实，也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景德镇在唐代是否真的有“陶窑”和“霍窑”的存在，但是即使从北宋真宗景德的最后一年（公元1007年）开始计算，景德镇这个名字也已有1008年的历史了。而这个名字的由来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景德镇能够烧造出让皇帝都心动不已、流连忘返的精美陶瓷。不仅如此，如果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的专为皇家督烧瓷器的“浮梁瓷局”确立为中国“官窑”元年的话，那么到清朝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封建王朝的覆亡为止，中国“官窑”在景德镇前前后后持续存在了633年之久。今天，在世界陶瓷界，陶瓷材料“高岭土”仍是以景德镇的一个曾经盛产瓷土的小村庄命的名；而世界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古代精美瓷器，毫无疑问多数产自景德镇。从历史角度讲，如果说陶瓷（china）就是中国（CHINA），那么景德镇就是陶瓷（china）,因此景德镇就是中国（CHINA）。
第二，历史造就的是文化，历史越长文化往往会越深厚。尽管历史学家们会为代表景德镇传统陶瓷记忆的老城区的消失而扼腕长叹，尽管人们还在为承载着景德镇当代陶瓷记忆的“十大瓷厂”遗址的逐渐消失而牵肠挂肚，但是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仍在民间口口相传、师徒言传身教，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陶瓷文化的生命力之顽强可见一斑！民间在陶瓷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之大毋庸置疑！一千多年从无熄灭过的窑火，一千多年陶瓷历史的深入浸润，使陶瓷文化早已深入景德镇的骨髓，形成景德镇的血液。今天，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景德镇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带有陶瓷文化的气息，其空气、土壤和水无不弥漫着陶瓷文化的芳香。文化的力量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并后劲十足！这种文化是让国内外所有产瓷区都羡慕不已和望尘莫及的。如果说景德镇是当今世界陶瓷文化土壤最深厚的城市的话，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第三，历史终将证实，新中国给景德镇留下的最大一笔陶瓷文化遗产，或许是在景德镇创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现代陶瓷教育和培训体系。景德镇陶瓷学院、景德镇学院、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等等，每年数以万计地培养各级、各种、各类陶瓷学生。其中，有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更有大量的产业工人；有工科生，有艺术生，还有管理生，等等。它已不同于景德镇延续了上千年的“传嫡不传庶”、“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的封闭的人才培养方式，景德镇的陶瓷人才因此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立体化、专业化、合理化。不仅如此，它们培养的学生还大量输送到国内外其他产瓷区，甚至大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等等。几乎可以说，在中华大地上，凡是有陶瓷的地方就会有景德镇培养的学生。而且，走遍全世界，还真没有第二个这样有特质的陶瓷教育城。因此，如果说景德镇是中国陶瓷教育城、世界陶瓷教育中心，似不为过。理性地讲，这套陶瓷教育机构和体系，与国内其他教育机构与体系一样，也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需要大力改进的地方，但它在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由传统顺利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的劳苦功高和功不可没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第四，与此同时，景德镇还组建并拥有一套较为完备的陶瓷科技和陶瓷艺术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给景德镇留下的另一笔重要陶瓷文化遗产。以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江西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等为龙头，以及各企业创设的陶瓷研究机构，和大量的民间陶瓷研究机构等等，它们共同构建了景德镇的陶瓷科研体系。这一体系与景德镇各陶瓷大学的研究力量一道，为景德镇的陶瓷科技研究和陶瓷艺术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使景德镇延续了千余年的传统陶瓷烧造技艺有了科学理论体系。显然，这一体系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尽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些陶瓷研究机构都面临着诸多问题，遇到不少困难，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曾经在陶瓷材料和陶瓷工程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绩，曾经在中国传统陶瓷工艺传承、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以及陶瓷文化传播方面的独领风骚，必然会成为它们在新时期景德镇陶瓷文化建设和自身重新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根基和力量。
第五，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了解景德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但凡景德镇人，都与陶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的关联。过去如此，现在也不例外。因此，如果我们将景德镇陶瓷文化仅视为官方文化或主流文化，而忽视了其强大的民间特性的话，那么一定会出现重大偏差。就陶瓷文化而言，景德镇可谓人才济济，具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立体化的人才结构与梯队。在景德镇，不仅陶瓷教授和副教授、陶瓷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云集，而且还是国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最多的地方，更有许多省级和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省级和市级陶瓷艺术大师等等，值得关注的还有难以计数的活跃于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以陶瓷为谋生手段的默默无闻的“小工”们。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陶瓷文化主要是由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
因此，表面看来，“小工”们从事着生产、包装、运输等并非“高大上”的工种，似乎与陶瓷文化无关，但是他们确实是景德镇陶瓷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难以想象，在景德镇陶瓷史上，如果没有这个庞大群体，景德镇陶瓷文化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正因为有了他们，景德镇的陶瓷人才结构才更完整和科学，景德镇才能形成世界上少有的完整的陶瓷产业链。
第六，对艺术而言，市场永远是把双刃剑。陶瓷艺术也不例外。就当下中国陶瓷市场而论，景德镇无疑是最发达、最完备、最健全、最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艺术瓷市场，还是日用瓷市场，景德镇都已经形成完备的陶瓷市场体系。它是中国最大的艺术陶瓷和生活陶瓷的集散地和陶瓷物流中心。无论你慢步在景德镇的哪条大街小巷，鳞次栉比的多是艺术陶瓷的店肆，甚至连教授、研究员、大师家里也无一例外地在销售艺术瓷，更别说中国陶瓷城、国贸陶瓷批发市场等几大日用陶瓷市场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说景德镇“全民皆瓷商”是有充分根据的。无疑，陶瓷市场的繁荣与发达，给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近十多年来景德镇当代艺术瓷市场行情总体在节节攀升即是明证。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无良商人和资本的恶意操纵下，不少颇具艺术创作天赋的陶瓷艺术家在追逐金钱的游戏中迷失了方向、耗尽了心血，潜心陶瓷艺术探索者也在减少，艺术陶瓷正在日益庸俗化，令人惋惜。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七，景德镇的魅力还在于它仍然是一个天然的“巢”，因而引来了不少的“凤”。景德镇在不断地大量地向外输出人才的同时，也在不断吸引外来人才，数以万计的“景漂族”在景德镇创办有数以千计的陶瓷艺术工作室即是明证。这是一幅多么壮观和雄伟的当代“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图景啊！“景漂族”这个词显然源自“北漂族”。它是景德镇艺术瓷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生命力强弱的晴雨表。就其人员构成而言，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刚毕业的青年学生，有学有所成的老者；有陶瓷艺术圈的人，有其他艺术圈的人；有做艺术的，有不做艺术的……一些人因与陶瓷结缘在景德镇定居了下来，另一些人则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变化而迁徙。就景德镇艺术陶瓷发展来讲，“景漂族”显然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现象。一方面，“景漂族”是一股不可多得的新鲜血液，他们的大量到来，必然导致难得的持久的大规模的艺术对话与交流。对话与交流是增强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借以时日，“景漂族”中必定会产生有造诣、高水准的陶瓷艺术家。当然，对于技艺要求较高的陶瓷艺术而言，对于不少只以逐利为目的者而言，他们成为过客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尽管如此，“景漂族”在景德镇的地位似乎要高于“北漂族”在北京的地位。
毫无疑问，就陶瓷文化而论，景德镇具备了其他地区和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优势、文化优势、教育优势、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市场优势，等等。景德镇之所以拥有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陶瓷文化品牌，正是因为它同时拥有了这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优势。景德镇陶瓷文化史告诉我们，早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大力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前至少一千年，景德镇已经开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了，已经成功实施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而且红红火火持续了一千多年，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卓越成就，创造和培育了中国首个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景德镇”。今天，景德镇仍然是一座保持着陶瓷文化之强盛生命活力的城市，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大力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景德镇完全有可能像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以及浦东、滨海等设立经济特区一样，设立文化创意产业特区。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
当然，可能性要顺利成功地迈向现实性，还要全体景德镇人持续地共同地付出努力、艰辛与汗水。就当下景德镇的情势而论，除了前文已零散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之外，实现陶瓷文化的整体“自觉”尤为重要。“自觉”是佛教用语。在佛典中，依据“觉”的范围和程度的差别而立“三觉”，即“自觉”、“他觉”、“觉行圆满”。我国已故著名文化学者费孝通先生曾大力提倡的“文化自觉”取的正是这一意义。对景德镇陶瓷文化而论，所谓的整体“自觉”，至少应该包括陶瓷艺术家的创作自觉、陶瓷理论家的研究自觉、陶瓷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自觉。这是景德镇陶瓷文化整体走向“自觉”的前提和条件。它不仅是景德镇成为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特区的需要，更是景德镇在当今时代能否顺利弘扬“世界瓷都”持续了上千年的内在的文化精神特质的需要。
首先，景德镇陶瓷虽然为人类文明创造过无数的辉煌，但是，在我国当下的主体艺术阵营里，陶瓷艺术却长期被边缘化；在世界日用瓷阵营里，景德镇陶瓷又长期被地滩化。艺术瓷走到今天这种窘境，恐怕与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力未能得到完全而充分的开拓与发掘有关。本来，材料美、技法美、造型美、意境美、思想美等，是陶瓷艺术与生俱来的独具特色的审美特质，它不输给任何其他艺术门类。遗憾的是，或许由于长期轻视理论研究所致，这些独具特色的艺术审美特性长期不被陶瓷艺术家们所认知，甚至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而景德镇的日用陶瓷难登西方世界的大雅之堂，恐怕与其生产观念陈旧、缺少自主品牌、艺术设计水平欠佳、产品缺乏精细化和个性化等有关。所有这些现状，显然与当今世界追求“诗意地栖息”的潮流相背离。即是说，今天的景德镇，无论艺术陶瓷的创作，还是日用陶瓷的设计与生产，虽然已经形成“大市”，但离“强市”还有相当的距离。而艺术创作的不“自觉”是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显然，说景德镇没有陶瓷艺术创作的“自觉”者肯定是有偏颇的，但是，如何唤醒景德镇陶瓷艺术家在陶瓷艺术美的开掘和追求上的集体无意识，如何唤醒景德镇陶瓷企业家在习惯因袭、不思创新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仍然是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的当务之急。
其次，我们知道，“一史一论”是建构一门学科体系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前提与条件。就中国陶瓷文化而言，虽然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未能产生古代之文论、书论、画论那样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今天，我国虽然出版有多部“中国陶瓷史”，有些已经为时间检验为精品力作，例如中国硅酸盐学会的《中国陶瓷史》、叶喆民的《中国陶瓷史》，等等。但是，至今仍没有中国陶瓷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等研究专著的出版，相关论文也不多见。如果说中国陶瓷艺术学学科体系并不完善是有充分根据的。对于早已成为中国的世界名片的陶瓷，竟然连较为完整的陶瓷艺术学学科体系都没有建构，情何以堪？在陶瓷理论体系建设上，景德镇本应有较大的贡献，但是，或许受自古以来形成的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影响，或许受当下市场利益的太大诱惑，景德镇对陶瓷理论研究的重视严重不够。无论景德镇陶瓷学院，还是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连相关陶瓷文化研究机构都没有。而一些学理论出身又以理论研究为职业者，也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纷纷转到陶瓷艺术创作。无疑，与陶瓷艺术创作相比，景德镇的陶瓷艺术理论研究更加没有地位、更加落后，尽管在国内各产瓷区中景德镇仍然是理论水平最高的地区。陶瓷理论研究的滞后，是景德镇延续千余年的陶瓷文化体系中最大的欠缺与遗憾，甚至是内伤。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无异于盲动；缺乏理论素养的文化城市显然是跛脚的城市。景德镇陶瓷艺术理论研究的“自觉”已刻不容缓。
第三，至于景德镇陶瓷文化政府在管理和服务上的“自觉”，不仅是景德镇与其他同等城市最大的区别，也是景德镇陶瓷艺术能否在当代再度崛起并重领世界潮流的关键。中国陶瓷发展史告诉我们，民间与官方一直是促进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两支主要力量。虽然民间力量总是非常强大，但是官方却始终处于主导和引领的地位。几乎可以说，历史上中国陶瓷文化的每次高峰，都是在官方的直接主导下产生和形成的。当代陶瓷文化的一个新现象是，大量文化人在大规模地融入陶瓷艺术，并且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陶瓷发展的新的重要力量。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当下的机制体制特点已经预示，官方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中仍然处于重要的主导地位。对此，我想有选择地引用一段描述陶瓷圈内人所共知的人和事的文字来表述我的观点与期盼：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郞，值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余年……英继其后，任事最久，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又能恤工慎币，撰《陶成纪事碑》，备载经费、工匠解额，胪列诸色赩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奉敕编《陶冶图》，为图二十：曰采石制泥，曰淘炼泥土……曰束草装桶，曰祀神酬源。各附详说，备著工作次第，后之治陶政者取法焉。英所造者，世称“唐窑”。唐英是谁，唐英在景德镇做了什么，唐英在中国乃至人类陶瓷史上的地位怎样，等等，恐怕景德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显然，唐英是中国陶瓷史上少有的成大功的文化官员。究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恐怕是两个词、四个字，即“宁静”、“执着”。宁静可以致远，执着必能成功。其实，有心成功建业者，都可以做到这两个词、四个字，而相对来说政府更容易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