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