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年前，它们是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残次品，才出窑炉即被打碎深埋；今天，它们是古器物专家眼中的珍宝，讲述着皇家传世精品的过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的眼里，这个每天接待上千名参观者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是一个“迟到的展览”，为世人了解中国瓷器制造历史高峰期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虽说中国仍有大量明、清时期御窑瓷器被保存下来，但这些传世品还是无法反映当时御窑厂生产的真实情况。如果能将拼对、修复的上千件整器与传世品进行比对研究，将更有助于人们一窥明代御器厂烧造瓷器品种的全貌、探究明代宫廷用瓷生产的管理体系。”他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现场，人们看到160件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修复残品与137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家传世瓷器同台亮相，一目了然就可看出当年御窑瓷器挑选的标准。那些被打掉的次品，或者变了形，或者釉色、彩色发黑。据说出土的成化御窑瓷器中还有个别图案画错了，比如一条龙的一足画了6个爪。
已经第二次参观展览的吴先生是一个古玩店老板。他说：“这个对比展很有价值，不仅帮我提高了鉴赏瓷器的眼力，而且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些瓷器研究的关键问题，比如说，让我清楚知道了什么样的釉色、彩色才算纯正。这个展览以新颖的形式为人们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
1984年从景德镇陶瓷学院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吕成龙认为，景德镇出土瓷器残片之所以很受业内关注，是因为它回答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代御器厂最早设立时间的疑问、解决了明代御窑瓷器款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量传世明代御窑瓷器形成相互印证，弥补了传世明代御窑瓷器中的欠缺。
因为瓷器易碎，再加上战争、改朝换代，自然灾害和日常使用损耗等原因，很多东西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吕成龙指出，如果不对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古人还烧造这些瓷器。这批残次品的发现对人们了解御窑厂的烧造品种、生产格局和产量至关重要。
以一个永乐甜白釉大花瓶为例，他说，如果不发掘出土这件大花瓶，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永乐时期的御窑厂还烧造如此高大的器皿。
此次展览中有10多种器物呈现了明初伊斯兰文化东渐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３件永乐年间的八方烛台就是模仿伊斯兰风格的黄铜嵌金、银制品烧造而成，另两件用于装水的青花如意耳扁壶，也是永乐时期对同样造型的伊斯兰嵌金、银壶造型的模仿。
“从瓷器的仿烧情况来看，造型最难模仿，这些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产生的新器形。”吕成龙说。
古陶瓷学者们认为中国陶瓷烧造能在明初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需要用瓷器作礼品赠送给所到国家的国王，另外也因为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皇帝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来自黑龙江的袁晓梅看到对比展后，为古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染。她说：“其实这些带有裂痕的瓷器，在我看来工艺也挺精湛，但是古人却把它毁掉了，没想到古人对工艺的要求这么严苛。这可能就是中国瓷器工艺精湛、影响力大的原因之一吧。”
展览期间，荷兰代尔夫特博物馆馆长帕德里克·冯·米尔一行曾登门拜访过吕成龙，谈到他们计划在荷兰瓷都代尔夫特举办一个类似的展览，希望得到故宫博物院支持。
1587年以来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贸易机构，驾驶大型帆船利用季风来中国采购瓷器。荷兰代尔夫特的瓷器烧造也是从模仿中国瓷器开始，并且代尔夫特瓷厂也曾为荷兰皇家烧造瓷器。
吕成龙认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陶瓷是最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烧造连续性好、从未间断过。在故宫博物院25大类藏品中，陶瓷器约36万件，所占比例最大。另外，陶瓷器耐腐蚀、不怕火烧，无论是完整器还是破片，即使在地下埋上几百年、上千年，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后仍崭新如初。所以陶瓷器特别受到文物藏家和文物研究者的钟爱。
“在中国，没有一种物质文化像陶瓷这样影响广泛、产量大。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陶瓷堪称一个很好的窗口。”吕成龙说。
记者了解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数量达数十吨之多，涉及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经抢救发掘，目前已黏合复原出1400多件。同时期的传世藏品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也有数量可观的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