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出土的汉代瓮棺。原藏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海南出土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盘。原藏琼海市博物馆，底款“大清乾隆年制”。
海南出土的唐代红陶双耳小罐。原藏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
“配料调色细且精，塑形绘影艺超群。方知日用寻常品，曾费劳工无限心。”捧起或粗朴或精致的陶瓷器皿，谢觉哉的诗句总会萦绕耳边。
数千万年之磨砺凝成砂土，能工巧匠之捶捏塑成妙型，又经熊熊烈火之焚烤方能浴火重生，这些看似寻常的陶瓷器皿蕴藏着自然天工的神奇造化，亦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制陶造瓷之历史渊源。
回首过去，想要追溯那些神秘的源起，关于陶瓷文物和古老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曾止步，持续推进。
海南陶瓷文化虽然说不上历史悠久，但在唐代便有陶窑出现，清代的陶瓷烧制技术还有过一次突破；上世纪80年代，屯昌陶瓷厂生产的公鸡碗甚至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当下，海南本土也不乏一些醉心于陶瓷艺术的玩家。这一切，都在延续和升华着中华传承几千年的传统工艺。
我国烧制陶瓷的古窑，有的是似馒头圆形的“馒头窑”，有的是呈长条状的“龙窑”……虽看似简陋，却蕴含着古代人们的智慧和勤劳。
经过考古调查得知，海南岛上目前共有25处古窑址，分别分布在澄迈、儋州、琼海、万宁、三亚、陵水等10个市县。大部分古窑址的发现时间都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开展的全国文物普查及90年代因编辑文物地图集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中。按烧造器物的不同，这些古窑址大致可分为三类：陶窑、砖窑、瓷窑。
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可查，中国约在万年左右就出现了陶器。烧窑历史也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3000年便有了烧制陶器的窑穴。
然而，位于祖国南端的海南岛烧窑的历史却不算长，在这座远离大陆的海岛之上，古窑址数量几多、分布如何，烧制的陶瓷又有什么特色？带着这些迷思，日前，海南日报记者对海南省博物馆研究员郝思德进行了专访。
多建于交通便利之地
据《中国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名录（海南卷）》记载，目前我省已经查明的古窑址共有25处，分布于三亚、澄迈、乐东、定安等9个市县。不难发现，这些市县有着共同的特点——水源充沛、土质细腻，自古以来舟车不断、交通便利。
“烧制陶瓷，丰富的水源、适宜的土料缺一不可。若在拥有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之外，该地区还兼备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优势，那便是建造窑址的上佳之地。”郝思德所言在2002年和2004年对澄迈福安窑址的发掘工作中得到证实——此处南渡江支流美杨河水潺潺而过，车水马龙不曾断绝。更为难得的是，海南岛上难得一觅的高岭土也在此处向匠人们张开怀抱。于是，福安窑址烧制之陶瓷销往全岛，在海南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几件青白瓷器具亦为此处所出。
但也有一定例外，在近几年的考古工作中，人们发现，有少数古窑址选址是为兴建城池而建在其近旁。由此可以推断，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满足行政机构修建城池的需要，如三亚儒学塘窑烧造砖瓦供建宋代崖州城使用，乐东抱由窑生产的砖瓦用于建明代乐安城。最初它是用于烧制砖瓦，后期也可能转为民用，烧制陶器用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窑址烧制的陶器与其他窑址相比，无论是质量还是技艺都会有着不小的差距。由此，我们也可推断，部分古窑既可生产砖瓦，也能烧制陶器，可谓物尽其用。
当前，海南已知的古窑址按烧造器物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陶窑、砖窑、瓷窑。这三大类古窑址建造的时间及烧制成品差异有别：陶窑以烧制陶器为主，唐、元时期便有迹可循；砖窑以烧制砖瓦为主，出现时间晚于陶窑，常见于宋、明时期；瓷窑则以烧制瓷器为主，大部分集中于清代，这既与当时社会需要有关，也与百姓的需求和工艺及审美发展紧密相连。
海南艺匠不固步自封
老百姓的需求与审美，从古至今都是手工业发展的指向标。
郝思德告诉记者，尽管自唐宋起，海南陶瓷产业便已初具规模，明清之后更是风生水起。但是，由当地发现的文物可知，部分陶瓷器造型、釉色较好，是当时大陆流传过来的；而有些陶瓷制品大多造型简单，以碗、碟、杯、瓮为主，色彩浑浊，多属粗制品。即便是得天独厚的福安窑址所产瓷器，也多为青釉、青黄釉、褐釉、酱釉，所谓“精瓷”寥寥无几。再看纹饰，尽管花鸟鱼虫亦有表现，但大多是草草数笔，不经雕琢，与江西景德镇和浙江窑址出土的同时期陶瓷精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很多。首先，海南孕育的陶土和高岭土质地粗糙，颜色暗淡，“输在了起跑线上”。其次，海南地处偏远，由于交通的局限和消息的闭塞，难以及时接触到陶瓷工艺的发展风尚，坐井观天必然难得突破，因此陶瓷技艺长期落后于中原内陆地区。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是那些陶瓷器产品分布岛内各地的“名窑”，专家们亦未曾找到它们对岛外输出产品的史料和证据。
但这并不代表海南的古代陶瓷匠人甘愿固步自封。在考古发现的一些古窑址中，除了常见的“馒头窑”外，南方地区流行的“龙窑”系统中出现的横式阶级窑也如异军突起，几乎引领了海南陶瓷生产潮流。何为“龙窑”？郝思德介绍说，即古窑依山坡而建，顺着山体走势自低处向高处延伸，如龙似蛇。比如，澄迈县清代福安窑址中发现的几座窑炉便是如此，都是依坡势而建。在2号窑炉内的7间窑室如同台阶一般依次横向往上排开，长达15米，直抵近山坡顶，这就是横式阶级窑。
可以说，“龙窑”系统的横式阶级窑是烧制陶瓷工艺上的一次突破。按照这个模式建筑的窑炉，在作业时热气顺势而上，由最高处的烟囱排放，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木材燃烧，保持火势旺盛，同时可将燃烧产生的热量利用充分。值得一提的是，此类古窑炉可以在窑室两壁设有多个投柴口，窑室内砌筑多道带通火孔的隔墙，可随时往窑炉中添加木料，实现了比较准确地控制温度，确保了陶瓷器受热均匀，大大地提高了陶瓷产品烧制的成功率。
地域民族色彩浓郁
尽管器形相对简单，纹饰也略显粗犷，在福安窑址已出土的清代陶瓷器中，我们也能寻到几件“精瓷”。如双系青白釉钵胎体较纯正，造型匀称，釉色光亮。有些人物、孔雀、乌龟等装饰性花纹也栩栩如生。一些作秤砣之用的“瓷权”同样精美，上钻两个小孔可供绳子穿行而过，或扁或圆，颇有意趣。
郝思德告诉记者，在白沙、琼中、昌江、保亭等黎族聚居地区发现的一些清代陶器上可以反映出当地少数民族的审美标准和图腾崇拜的装饰图案。
比如在烧制陶瓮过程中，当地黎族村民会将事先雕好的蛙形纹塑嵌入其表面，再上釉彩，最终形成拥有浮雕状装饰的陶瓮，地域民族色彩浓郁，十分立体动人。
这些技艺的不断精进，与当时的海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对外交往日益密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审美需求不断增加有着密切联系。海南民众对陶瓷的需求显现出了从“满足生存”到“改变生活”的转变。
据可知的考古材料，尽管在目前发现的25处古窑址中，仅有福安窑址一处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掘，但这一考古发现已为海南古窑址和古陶瓷研究工作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证资料，海南古代陶瓷工艺发展的脉络也随之逐步走向明晰。
“随着考古调查的不断深入，海南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古窑址，出土更多陶瓷产品。”郝思德说，由已知的古窑址分布情况来看，海南古窑址不少是位于深山老林中，正是因为它们地处偏远，也给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带来了许多难度：每次寻访古窑址都需要当地村民带路，有的上山下山一趟需要数个小时。
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不断加强专业的考古调查工作，选择有历史价值、科研价值的代表性古窑址进行发掘，既是对该类遗址和文物的发掘，也是对它们的一种保护，“我们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中获知海南古代陶瓷工艺发展的历程，也可从中认识到海南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感受他们的聪明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