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白瓷到青花、粉彩——中国的瓷器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器到文物器的过程。由于瓷器制造的特殊工艺，许多社会政治、文化乃至一个时代的记录，都假瓷器以广其传。近百年来，在瓷器艺术史上值得一谈的，有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特制的“洪宪瓷”、景德镇一批艺术家自己集结创出的品牌“珠山八友”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文革”瓷。
“洪宪瓷”：精工打造御窑瓷
洪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年号，这即意味着这款瓷器与近代中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洪宪瓷”作为其中一个细节，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无可替代的见征。
九五之尊的皇上要摆出一副真命天子的“谱”，当然要设计出许多桥段。袁皇帝仿清制在瓷都景德镇设御窑，委派古董商郭世五为陶瓷总监，专赴景德镇督造。具体操作的陶艺师为鄢儒珍，地点为湖北会馆。初时仅仅是想烧制一批以粉彩与珐琅彩为主的袁氏官窑精品，登基大典筹备处长皇侄袁乃宽原拟以这批瓷器献礼，由于袁世凯的总统府和登基皇帝寝殿都在中南海居仁堂，故烧制的瓷器署款“居仁堂制”（或“觯斋”）红字篆书。其实当时尚未有“洪宪瓷”之称谓。其后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断，而“居仁堂制”款的瓷器因时间短暂数量极少，但在制作造办处的备余瓷土却有大量积囤，瓷工们又以“洪宪年制”为款烧制了一批，时间横跨两年，与前制“居仁堂制”（觯斋）款统称为“洪宪瓷”。其后二三十年代，景德镇的民窑仿官窑更是以“洪宪年制”为标准，精美不亚于原时之器，遂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含御制、官窑、民窑仿官窑（后期）三大构成的收藏系列。据说：“洪宪瓷”的薄胎、洁白度、透明度都大大超过乾隆御瓷，时至今日，在市面上收集“洪宪瓷”是一种时尚，十分珍稀；但能再细分当时的御制“居仁堂制”、郭世五的“洪宪年制”官窑和后来的民窑仿官窑，却如凤毛麟角，构成了民国初年（约在1916年左右）瓷器收藏的一个有趣话题。
“珠山八友”：国画对绘瓷的提携
瓷器的快速发展，使瓷画的发展也获得了巨大的空间。烧瓷瓶、瓷盘、瓷碗、瓷缸、瓷版是一个工艺美术的匠作过程，而在瓷器上作画的，则是匠作群体中的艺术家。在景德镇制瓷史上，制器始终是主角，而器上作画则是配角。即使是绘瓷，热衷的也是技术问题，如胎与釉的关系、釉下彩与釉上彩、没骨技法与阴阳表现的釉色问题等等，仍然是工艺居先，对器形胎釉的重视程度极高。
从明清到”洪宪瓷”御窑停烧后，工匠制作仍可沿袭实用一脉，绘瓷师则大为失落。部分流落民间的绘瓷师依仗御制时代粉彩珐琅彩的经验，开始了自振之举。首先是成立“月圆会”，进而打出“珠山八友”的名号；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亭。其中五人为江西人，三人为安徽人，另有徐仲南、田鹤仙，也被列入“八友”之名。作为一个瓷器上的画家群体，他们的存在，对于在绘瓷上引入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画正宗的风格技法流派，尤其是摆脱工匠画而走向文人画，提升绘画水平档次与景德镇绘瓷的文化含量，可谓功莫大焉！
从绘画角度看，“珠山八友”在笔墨形式上还只是二流角色；但正因为它是被画在瓷上，在技法上明显有别于宣纸上作画，且画瓷瓶瓷盘瓷板的空间意识也迥然不同于平常作画，因此“珠山八友”的作品在收藏界得到热捧——不为画家、而是为瓷画家的特殊定位，也许，贵如董其昌、王石谷，在瓷釉上、在立体环转的空间中，也未必超得过“珠山八友”在民国瓷器收藏史上的特定价值。
“文革瓷”：瓷器为政治服务
“文革瓷”又叫“主席瓷”，它基于两个事实：一，五十年代末，湖南醴陵烧制了一批毛主席专用生活瓷，如茶杯60个，杯底有“湖南醴陵”楷书款。二，江西景德镇烧制7501工程即“中南海瓷”，也是毛主席专用。7501的说法来自于1974年初湖南、山东、江西三大名瓷产地受中央委托为中南海毛主席烧制瓷器，最后景德镇被选中，1975年元月投入生产。因为特殊订制，数量不多，这两批瓷器都被称为“红色官窑”、“主席用瓷”，在今天的收藏界炙手可热。但“文革瓷”不仅仅是主席个人用瓷，当时把杯盘碗瓶筒等瓷器当作宣传品，大量绘制毛主席像和文革宣传画，以及直接仿书毛体书法语录；使瓷器图像有如大字报宣传栏，与瓷画的国画概念如“珠山八友”的美术史绘画史努力；与“洪宪瓷”的取艺术表现品相雅美相去千里，在中国几千年瓷器史上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特例。虽然在艺术上无甚可取，但却因物以稀为贵而成收藏界的新宠。至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几十亿枚毛泽东瓷像章与几百万尊主席瓷雕像，从广义上说也是“文革瓷”的重要构成部分，不可因其非实用器皿而有意忽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