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或许是除中国人以外最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中国陶瓷的了，很多机构或个人收藏有极其精美且具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陶瓷精品。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种类丰富，涵盖多个时期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品，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私人收藏体系之一。其中的明清官窑瓷器不仅是出光藏品中最优秀的部分，也被誉为日本观赏陶瓷的核心。
出光美术馆
出光美术馆隶属于日本石油公司出光兴产，收藏品以日本、东洋的古美术品为中心，对于中日两国的绘画、书法、陶瓷等门类均有系统地收藏，核心部分是创立者出光佐三的藏品。
出光佐三与中国陶瓷的渊源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东北的动荡局势。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无力阻挡列强的势力扩张，日本于1906年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以公司的名义实行殖民统治。为了保证列车在冰天雪地里正常运行，车辆使用的润滑剂极为重要，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石油等各大公司纷纷加入到对这一市场的争夺。对于刚刚成立的出光商会来说，这是个绝好的崭露头角的机会。出光佐三从1912年开始频繁出差大连，极力与满铁官员斡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只身一人下榻于大连的大和宾馆。斡旋结果并不理想，回到宾馆的佐三常常为事业发展的不顺陷入焦虑。据出光佐三回忆，当时唯一能够在异乡给予他心灵安慰的，是摆放在宾馆房间中朴素、沉静的中国陶瓷。
在不间断地努力下，出光佐三的事业在1914年出现了转机，获得了向满铁供给机械油的机会。由于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光商会在大连设立了分社，距离分社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古董商店——加茂方外轩，是出光佐三出差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店主加茂先生本是每日新闻社的支局长，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买卖人，被人劝说才开了这家古董店。据出光佐三后来的回忆，他每次光顾，加茂先生并不过分热情地推荐什么，只是把他带上二楼，吩咐他不必考虑价钱只管挑选自己真正喜欢的即可。后来每次出差大连，加茂先生都会提前准备二三十件陶瓷供佐三挑选。
1919年，三十四岁的出光佐三迎来了事业发展的一个飞跃。出光商会由于为满铁成功开发出适用于严寒节气的「二号冬候油」，顺利在中国开拓出新的市场，并以此为契机，将事业版图扩大至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出光佐三的中国陶瓷收藏也在这一年正式开始。
这一时期的收藏是出光佐三个人审美的体现，寻找真正喜爱的物品，真正可以治愈心灵的物品，是他选择的标准。他从不出高价买藏品，收藏过程也是简简单单、波澜不惊，从未出现过一掷千金的名品争夺或是锲而不舍地孜孜以求。这一时期让出光佐三为之倾倒的中国陶瓷是钧窑，不知是因为其与佐三事业起步时期遇到的中国陶瓷风格相似，还是其沉重古朴、高雅深沉的风格极大契合了佐三当时对于美的感悟。只要发现了喜爱的钧窑作品，他都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出光佐三最为喜爱的是一件造型古朴的钧窑盘，该器施蓝紫色釉，光泽幽雅，底部刻有数字「三」，应为成套器物中的一件。
私人美术馆的藏品源自收藏者的自身喜好，体现藏家的审美观念是相当普遍的事情，早期的出光陶瓷也不例外。但是后期的出光陶瓷出现了许多与出光佐三审美观念相悖的藏品，在同一类别中体现出完全相反的收藏倾向，这就不能以个人喜好而自圆其说。究其原因，应与出光佐三和多位专家学者的交往密切相关。可以说，今日的出光陶瓷是汲取百家之长，集众人之力的结果。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出光佐三开始系统地整理藏品，同时聘请小山富士夫和三上次男进行有关中国陶瓷的学术调查，并指导自己的陶瓷收藏。这一举动不仅改变了后期出光陶瓷的构成，且对出光陶瓷的整体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元青花开始为世界普遍认同，吸引了世界各地陶瓷研究者和收藏家的目光，成为一大热门，从七十年代开始大量进入日本。随之而来的是明代青花瓷的备受关注，大量出现在市场中。同一时期，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自汉至清的中国陶瓷发展历史逐渐清晰，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不断出现。出光佐三在顾问们的指导下，把握住了每一次扩充藏品的机会，在合适的时机一件一件地买入心仪之物，扩大了出光陶瓷的规模。
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特别是闻名于世的宣德青花，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出光美术馆藏有数件宣德青花，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件青花龙纹壶。壶高五十二厘米，是青花瓷中的大型器，壶身上腾驾于祥云之上的三爪龙双目圆睁，跃动感油然而生。据资料考证，这件藏品在一九七〇年前都藏于泰国曼谷，推测是当年明朝政府给泰国（古称暹罗）的回赐品，这或许是这件刻有铭文的官窑瓷器回避五爪龙的原因。与它形制相同的龙纹壶还有一件，目前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另外一件经典作品是乾隆时期的一对青花红彩龙纹瓶。象形耳上挂有游环，青花纹样虽然繁复但却丝毫不显杂乱，特别是正面用胭脂红的玻璃釉制作的五爪龙和蝙蝠，更显烧制技艺的高超。该瓶胎质细腻、白釉细润、显示了乾隆时期高超的制作工艺。
官窑瓷器之外，出光藏品中也有很多民窑的精美之作，最具代表性的是昭君出塞图罐。这是一件元青花人物器，表现了西汉元帝时期胡汉和亲，王昭君下嫁匈奴的故事。该罐白釉泛青，纹饰繁密，裾部位置绘有元青花典型的变形莲瓣纹。昭君骑在一匹白马之上，怀抱琵琶，身着汉装，前后各有一胡服女子随行。画面中山石掩映，苍松翠柳杂衬其间，构图疏密有致，布局匀当，笔法娴熟，表现出元代画师深厚的艺术功底。
此外，出光佐三还积极支持与中国陶瓷有关的文物考察。在回忆录《我的六十年》中他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藏品，其实我只是按照顾问们的建议一点一点收集而已。我没有什么鉴赏能力，都是委托专家们去做的。」出光佐三曾说自己的一生都在被「美」引领，每一件藏品都记录了他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和对美的感悟，其中既有事业发展的困境，也有国家命运的改变。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自上世纪初与出光佐三在中国东北相遇开始，就注定要作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向后人讲述两个国家将近一个世纪的恩怨情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