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绛彩瓷的绘制者
一般来说瓷上绘画之人均为长期制作瓷器的匠人。清代制作瓷器的流程是：由画家起稿，在瓷器上绘制墨稿，再交由专门负责填色的匠人填色，而后入窑烧制始成。而浅绛彩瓷的绘制，从画稿的构思、绘制到填色均由一人独立完成，其绘画如同在纸绢上作画，因此得到了众多文人的追崇。
图1 雷洪章浅绛山水人物纹千件瓶
除了御窑厂众多的画师和围绕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大小红店及作坊中的画匠外，尚有不少成名的书画家客串绘制浅绛彩瓷。如：在梁基永编著的《中国浅绛彩瓷》中就录有海派画家张熊（子祥）《四清图》瓷板一块，清末金石篆刻家黄士陵《松寿图》四方帽筒一件。这些名噪一时的画家的加入，间接地对浅绛彩瓷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图2 汪藩浅绛山水纹四方瓷板
陶瓷作品上署名的开端
关于瓷上的题记和署名，在以往若干个世纪中，瓷器上鲜见工匠及画匠的署名，古代有物勒工名的做法，但在陶瓷上，除秦汉和宋代会在陶瓷上落有标记，其他年代则非常少见。浅绛派画家勇敢地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一次大规模的在瓷器上题记并署名，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从此之后，景德镇艺人都会在瓷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雅号，题上相应的诗词和题识，以及干支纪年，这种习惯促进了浅绛派画家对画意及书法的理解，将“诗”“书”“画”“印”这几个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完整的运用到瓷器绘画之上（图1图3），进而推动了浅绛彩瓷绘画艺术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缺乏相关史料情况下，通过具体的浅绛派瓷上彩绘作品来研究晚清浅绛画派的风格及发展状况。
图3 周筱松浅绛仕女纹罐题识
官窑内造及相关问题
如古代书画家一般，浅绛派画家也有自己的名、字、号、斋堂轩名，他们会将这些信息留在他们的瓷绘作品之上，而器物底部是钤印名章和堂号斋名最好的地方（图4）。
图4 马庆云浅绛人物花鸟纹狮耳方瓶底部印章
除了浅绛派“大家”的作品会落自己的名章和堂号斋名外，其他浅绛彩瓷作品会落年号款识或印章，其中以题识中落有“臣”字画印（图5）及底部有“官窑内造”“官窑监制”“同治年制”“光绪年制”手写体矾红款的器物为佳，而同治朝至光绪朝早期这一段时间的作品最为精妙（图6），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御窑厂的恢复以及御窑厂画师的回归。此时的浅绛彩瓷作品多为御窑厂画师所做，一些浅绛名家所用瓷胎较为讲究，器物造型规整，胎质较为细腻、釉面润泽、画工较为文气。底部戳印“官窑内造”矾红印章款器物的时间较前者晚些（图7、图8），其造型、胎质及画工等方面自然稍逊一些。盖有“官窑内造”印章只是为了表明这些器物是在官窑范围之内制作出来的，其品质是有保障的，如同现今社会质量认证标识一般。
图5 许达生浅绛山水纹瓷板题识
图6 俞子明浅绛花鸟纹龙首壶底部款识
图7 帽筒底部光绪年造印章款
图8 朱少泉浅绛人物纹四方狮耳瓶底部印章款
浅绛彩瓷作品中的“枪手”和假冒问题
在平时整理资料时，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同一人的作品呈现出两种或多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这在许多创作周期偏长的浅绛彩瓷名家作品中可以见到，如：俞子明、汪友棠、高心田等等。诚然，在这些浅绛彩瓷名家较长的创作期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绘画风格的改变，但这种变化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汪友棠的作品，在光绪中期使用的都是纯粹的浅绛彩瓷彩料（图9、图10）；光绪末期时鸟、人物手脸等部位使用浅绛彩料以没骨法绘制，而花卉、绿叶或衣衫等则以粉彩彩料绘制（图11、图12）；进入民国时期，由于瓷绘彩料的推陈出新，汪友棠同样也绘制了大量的油彩和软彩作品（图13）。
图9 汪友棠浅绛山水纹高足温碗
图10 汪友棠浅绛山水纹盘
在清末至民国初这段时间里，也就是这些浅绛彩瓷名家晚年时期，有着大量神似或者是风格迥异的作品涌现出来。这些作品中风格类似、绘画技法较好的，多数是浅绛彩瓷名家弟子代笔的作品，作品绘制完成后经过这些浅绛彩瓷名家审视，而后题识落款。此外，那些使用粗制滥造瓷胎，绘制技法有明显差异的就是仿冒的赝品了，多为小作坊所为。这些仿冒品，在送礼经济的社会风气推动下，自然是越做越多。
图11 汪友棠浅绛花鸟纹六方镂空帽筒
图12 汪友棠浅绛人物纹帽筒
在浅绛彩瓷风靡的时候，由于市场对浅绛彩瓷的需求随民众的热捧出现缺口，大量的红店和小作坊在市场供需调节下开始投入浅绛彩瓷的生产。如此多的投入势必导致竞争，其结果就是作品的良莠不齐。而“枪手”和“仿品”的出现更是让浅绛彩晚期的作品混乱不堪。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署有同一名家的作品会呈现几种完全不同的感觉，除去画家本身由于绘画周期过长造成不同时期绘画风格的改变，就可以确认为低仿品了。
图13 民国汪友棠山水纹长方瓷挂板
总的来说，浅绛派画师的作品无论从其艺术品位，还是绘画书法功底来说都有较高的水准，而红店和小作坊的只能称之为商品，因为只是为交易而产生的物品，艺术品位和绘画书法功底自然无从谈起。虽然在早期研究过程中，会给我们带来困扰，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切疑问都会迎刃而解。
